好心的朋友私下提醒仁受买田买屋。有了田就可以收租，衣食无愁。买了屋就有自己的房子住，叫花子都有个顿棍处，和堂弟住在一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仁受把这些话都当成耳边风，还说自己不想当财主。
均良一家所有开销都由仁受包了。一日，均良说家里的米快吃完了。仁受一口气买来三十担谷放在楼上，黄灿灿的谷子堆成一座小山。可不到十天，均良就满脸难色地告诉仁受，老鼠闹得太凶，谷子被老鼠吃光了。仁受上楼查看，那三十担谷果然都消失了，只剩下堆成小山的谷壳。
十六岁便离开乡下的仁受对农事不太了解，当真以为是鼠患。后来有人告诉他，那些谷子是均良一个晚上输掉的。均良好赌，且赌技不佳，每赌必输。自仁受来了后，均良更是大大咧咧，对输赢毫不在意，满以为堂哥是个大富翁。于是，他越赌越厉害，竟把三十担谷输了个精光。这如何交代呢？他便连夜担了许多空谷壳放在楼上，谎称老鼠吃空了谷子。
二
仁受住在均良家，两家人都要靠他那点积蓄供养。均良又好赌，钱花出去没个数。过了段日子，仁受感到急需买屋自住。均良听说仁受要搬出去，开始很是不悦。仁受虽是个薄脸皮，但眼见这么坐吃山空，也焦急不已，所以去意坚决。
一日，均良告诉仁受，他打听到一处闲置的好屋，屋主的儿子在外做官，听说杨先生想买屋，愿意折点本出售。均良说，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仁受犯了难。对方出价三十块银元，这几乎是他眼下所有的积蓄。他跟秋园商量。秋园不大懂这些，但明白均良家是住不下去了，而且她也盼望有个自己的家可以操持。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房子，仁受便倾囊买下了这座大屋。为了感谢均良从中牵线，还给了他一些好处费。
万万没想到，三十块银元换来的竟是一张假地契。大屋主人压根没有卖屋之意，其间上蹿下跳的是主人一个不成器的儿子。那儿子是均良的赌友，因为欠了一屁股赌债，就与均良合伙设了个局。仁受一直把均良当自家兄弟，从未起过疑。仁受几次去看屋，两个赌徒都提前设计好时间，设法避开屋主，统统由那儿子接待。拿了这笔钱，那儿子就远走他乡。均良摆出一副无辜状，表示他毫不知情。
仁受的积蓄至此被榨得干干净净。好在他还有一份由国民政府支付的薪水——每月凭一个绿色小本去银行领九十块银元。重庆也时有信来，催他回去复职。
仁受几次打算启程，均因瞎眼老父年迈多病而作罢。有一次，第二天就要出发，结果老父亲头天晚上却病倒了，行程便又耽搁下来。这样延宕了两年，仁受最终被除名，再也领不到政府的薪水了。
不过，作为乡间德高望重的绅士，仁受经人举荐，当上了山起台乡的乡长。山起台是个大行政乡，附近的花屋里、黄泥冲、赐福山等村子都隶属于这个乡。仁受全家搬到了乡公所附近的一个场屋居住，房子是别人家的。
三
仁受中等个儿、国字脸，长得白净、周正，性情愚雅、慈悲、和蔼可亲。他平日戴礼帽、穿长袍，架一副金丝边眼镜，拄一根文明棍，脚上的白底千层布鞋总是一尘不染，与乡间氛围有些格格不入。
仁受当乡长那会儿，政府禁止百姓私自做酒。乡公所的自卫队经常下乡检查，那些大小头目便趁机敛财。他们一旦发现谁家做酒，除了将制酒设备全部打烂，还要罚款甚至抓人，这叫“拿糟坊”。
一次，有人向仁受报告，说樟树冲有户人家做酒。这话被乡队副范麻子听到了，他对仁受说：“这么点小事，让我去处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