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探案
霍迪尼在与我们依依惜别时说：“记住，我的秘密只能对贝丝一人透露。告诉她如果其它的保险契约有麻烦的话或者她生活拮据时，我都欢迎她来我这儿生活。
你们还可提一句酒吧男侍调制的马提尼酒味道棒极了，她常对我说这句话。但如果她不肯相信的话——她很可能不会相信——，你们便把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字，对她复述一遍，这是我俩之间的私房话，当时我以为自己会走在她前面，便说在极乐世界里如有机会传给她一个幽灵信息时，就用这个字。相信我，福尔摩斯，除了我和贝丝，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字。”说罢他伸手把福尔摩斯拉到一旁，撇下我和别人，对着福尔摩斯的耳朵轻声说了个字。当他俩走回我们身旁时，霍迪尼说：“听到我仍活着，她一定会尖叫很长时间，天知道她是出于悲伤还是由于高兴——她感到紧张时总是如此反应。”
返回布达佩斯的旅程比来时要麻烦得多，来时没有经过事先策划，而回去则特意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我们刚走出掩藏着古堡的森林，便舍弃轿车换乘一辆马车，一路颠簸着驶到了布达佩斯郊外。下了车他们建议我们乘出租车进城。大约过了半小时我们才找到一辆破旧的出租车，司机是位上了年纪的老人。
这辆车把我们送到了旅馆，我们身上仍穿着自己的衣服，但已被古堡的佣人洗熨得很清爽挺括。走进大厅，接待处的职员便招呼我们，他知道福尔摩斯会讲德语，所以便用德语问道：“福尔摩斯先生，你们的房间被撞开了，我们只好派人请来了警察，他们搜查了房间并拿走了你们的行李。如果你们想取回行李的话，就得去警察分局一趟，警察局离这不远，就在街角拐弯处。”
于是我俩忐忑不安地来到了管理这一区域的警察分局。很快我就意识到我们的诚惶不安是有道理的。当我们刚开口要求取回行李时，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警官便向两个警察示意，让他们把我们捆绑起来，“嗨，英国人，说说你们的身份？到匈牙利有何公干？把你们的旅行证件给我看看。”
我们把护照放到桌上，他拿起护照仔细．翻阅，显然他并不知晓福尔摩斯的大名，真是运气。然后他对那两个警察打了个手势用匈牙利语说：“搜身！”他们从我们口袋里翻出的第一件东西是福尔摩斯的笔记本，警官飞快地一页页地查看，当看到马尔扎社团的十字架草图时，他吃惊地瞪大了双眼。他边把笔记本还给福尔摩斯，边让人给我们松绑。然后挥手敬礼，恭敬地把护照还给我们。
在走回旅馆的路上我说：“真侥幸，还算顺利，刚才我真担心那张十字架草图会惹是生非。”
“我听说过这是一个右翼的反对派组织，他们要么威胁过这个警官，要么已拉他人伙。幸好他没发现马尔扎保皇党人的线索，因为匈牙利政府与马尔扎社团一样，仇视保皇党！华生，我们还是早点离开为好，今晚就乘夜车前往巴黎。”
我已很多年没去巴黎了。我看到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世界大战给这座美丽的文化古城留下了斑斑伤痕。在玛德琳大街附近，艺术家仍在为谋生而展示他们的作品，众多美国游客的出现，给巴黎注人了一些商业气息。人们已无法辨别，奉献自己作品的是饥肠辘辘的艺术家，还是天分极高的演员，这种人常装扮成让人怜悯的艺术家，手捧快速制作的临摹赝品在四处兜售。我差点从一位年轻可爱的姑娘手中买下一幅鲁斯·劳特累克的“真迹”，看上去她似乎并不知道这幅画的收藏价值。
福尔摩斯及时地阻止了我。他指着画上现代油画颜料对我说：“华生，如果你从侧面看这幅画，就会发现它上面有一层发亮的油膜，而晾干的油画颜料是没有这层东西的，它至少需要一年才能晾干。由此可见这并不是幅年代已久的真迹，尽管为了使它看上去很旧很可能用了很多手段。”
幸好这位姑娘听不懂多少英语，但她看得出是福尔摩斯搅黄了这笔生意，气得瞪大杏眼怒视着福尔摩斯。我急忙把他拉到一位画家面前坐下，画家身边的展示牌上贴着他为海明威和王尔德画的速写。仅寥寥几笔他就勾勒出一幅福尔摩斯的侧影，这幅侧影像画得很出色，可与佩吉特大师的任何作品相媲美。画家觉察到此人与福尔摩斯很相像，但没多说什么，显然他认为这纯属巧合罢了。接着这位身兼摄影师的画家为福尔摩斯提供了几套化装服。他说只须付上几枚法郎，便可穿上一套拿破仑的装束拍照留念。在衣箱里翻了一会儿，他找出一顶猎鹿帽，一件无袖长披风坚持让福尔摩斯披挂上不一会他又弄到一只烟斗让福尔摩斯叼在嘴边，使一切显得更臻完美。这时一群游客围了过来，确信这是他们所见过的与福尔摩斯最为相像的人，而无人会想到他们看到的竟是福尔摩斯本人。一位来自波士顿的女人用手臂搂着我的朋友，嘴里催促道：“快拍照，妇女协会的人一定会以为我是在伦敦贝克街拍的这张照片！”她朝那个乐不可支的摄影师手里塞了几枚法郎。很快这里便聚集了一队游客等着与长相酷似福尔摩斯的人拍照留影。为了自己的名声，福尔摩斯婉言谢绝了摄影师提出的与他共享这笔意外之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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