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
作者：王力雄
天知道美国人会怎样反击! 现在除了在心中祈祷, 他已经对什么都无能为力了。
北京已极少有居民。
外国人也早被各自政府专派的飞机接回国。
炽热的阳光下一幢幢使馆建筑宛如一座座空坟, 低垂着沉默不语的阴影。
自生自长的花朵穿出已然锈迹斑驳的铁栏, 倾斜在无人的人行道上亮晃晃地开放。
杜甫那“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的诗句蓦地像一把尖刀插进心里, 使他不得不使劲压迫胸口, 抑制突如其来的心疼。
主要大街上能看见一队队骑自行车或步行往城外方向去的人。
他们多数是大幅度精简政府的决定颁布后自愿到各地去组织人民生产自救的政府工作人员。
遣散人员中的另一部分投奔了绿党。
这种分道扬镳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崩溃的中国正在以两种不同方式出现的新芽。
前者大部分是“绿协”和“绿大”的成员。
他们带着薯瓜设备走出去组织逐级递选社团。
后者的命运则要稳妥得多。
只要认可绿党的原则和领导, 被接纳进生存基地, 就等于获得了一张生命保票, 不管未来多艰苦也一定能活下去。
二者相比, 走出去的有如走向洪荒世界, 完全靠渺小一已对抗未来的未知与恐怖。
石戈为眼前这些走出去的年轻人骄傲和感动。
他们面黄肌瘦却依然充满理想的形象让他想起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景。
人类如果还能有未来, 那一定靠得是英勇卓绝的理想。
哪怕理想有时幼稚甚至荒谬, 也比现实的神机妙算更使他感到亲近。
收音机里一条消息引起他注意。
黄士可在南京自杀了, 用手枪, 死在他的“总统”办公室。
美联社称他的死起因于他的财政部长刘亚基。
前几天的新闻提到过刘亚基。
那时他被尊为烈士, 南京指控他是被俄国与北京合谋暗杀的, 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真实情况却是这位财政部长没有死, 只是失踪, 不光是失踪, 还巧妙地把美国给黄士可政府的一笔九千万美元援款分散在黑洞一样的世界银行系统中, 化做了他个人的财产。
黄士可知道这个丑闻会在世界面前给他的政府什么样的打击, 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 导演了一场烈士剧, 却没想到仅隔两天就在内讧中被捅了出来。
石戈不相信黄士可的自杀仅仅是为了脸面, 他不是个脸皮薄到那种程度的人, 只有彻底的绝望和沮丧才会使他迈出这一步。
石戈见过不少人因民族的末日和亡国的痛苦走上自杀的路。
黄士可刚入阁时那种“舍我其谁也”的劲头更易导致难以承受的心理落差。
对某些人来讲, 活着不仅仅是自己一条命, 心死了, 人也就得死。
从这个意义上, 黄士可的死至少可以受点尊敬。
绿党引起的不快逐渐消散了。
石戈带着点自嘲想起当年的一次“自杀”。
那是一个阴云愁惨的秋日, 他坐在长江边为中国思考一个把计件和计时统一在一起的“计劳”工资制度。
千百个行业, 千万个工种, 千变万化的情况, 他盯着滔滔江水几个小时, 也没向包罗万象的标准迈近一步。
先是航标工的女人出来观察他几次, 然后是航标工领来派出所的警察纠缠着不让他走, 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开导话。
最后是副校长带着两个老师匆匆赶到。
他们告诉他, 学校从电话中得知一个带校徽的学生正准备投江寻死。
打那以后, 那种想自上而下把一切都管到管好的企图就永远和一个呆望江水的“自杀者”迭印在一起。
随着日后的宦海沉浮, 他越来越体会到政治的最高境界该是“无为而治”。
对一个日益复杂而且变化纷纭的大千世界, 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或技术能自上而下把它管理得面面俱到。
以权力为特征的人为调节系统像一辆没有发动机却有制动器的车, 每前进一步都得由渺小的管理者挣扎着全力去推。
这就是这么多年被冠以美名的“改革”的实质。
从这个角度, 他厌恶权力, 不能安然地握有那玩艺儿, 并且总是对权力的重负感到害怕和疲惫不堪。
早年那次“自杀”也许是逐级递选制得以产生的初始契机。
虽然他以后一直掌握权力, 越来越大, 也能把权力运用得不输于任何嗜权者, 他的最终理想却一直是“消灭”权力, 让权力在逐级递选的自动调节系统中从坚硬耀眼的王冠化作空气般无形, 为全社会所有人共享而不再被任何个人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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