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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水上活这行当的人,哪个码头没个相好。男人们怎会有意躲着这个女人呢?
有明事的人点拔他:我看你八成给那个女人迷住了,跟每个见到她的男人一样。这是城里一个头子的老婆,从家里跑出来的。离远点,别提着脑袋瓜儿耍女人?
1947年初春,对父亲一生来讲,是个特殊的分界线。他本对机械和器材有着天生的兴趣,几年来背熟了水道情势,加上好学多问,没多久就学会了驾驶。主流支流,下水上水,就这个蹲在江边背着婴儿在一心一意洗衣服的女子,总晃荡在眼前,忘也忘不了。当她又象第一次朝他这个方向站起来,为了舒动酸痛的腰、腿和手臂时,他看见了她的全部:善良,孤零,浑身上下的倔强劲,她就那么站在他面前了。
他把衣服送给女人洗,每次给的钱比别人多。不等女人目光示意他走,他便告辞,头也不回一个。
“你看你衣服还是干净的,用不着洗嘛。”女人开口了,声音很轻。他不好意思了,脸红红地楞在门边。他实在是送衣服送得太勤了。
女人没背婴儿,婴儿正睡熟在床上,女人的身子灵巧地一转,递出一个木凳,让他在门口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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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四处找我,登报,派手下人专门到家乡忠县寻找,都没有下落,一气之下返回自己家乡安岳,挑了个正在读中学的姑娘。匆匆办完喜事,安了一个家,自己一人回了重庆。他是地头蛇,竟然找不到我,就断定她已远走它乡。岂不知是身边一个艳丽的舞女在作鬼,她买通他手下人,不让他知道我的下落。在江边洗衣服时,曾瞥见过一个浓妆的女人,没有在意。1947年,抗战胜利的喧嚣早已被国共两党内战的炮声取代。地方军阀与各帮会宗教组织忙于扩大势力抢地盘,市面上各种谣言纷传,人心浮动。头没心思管弃家出走的女儿。当然,如果是个儿子,情形就不一样了。
父亲言少语拙,他只能靠行动,让相信他的真心诚意,下定决心请求与他生活。他不象其他唾涎的男人,他不怕杀人如家常便饭的头。不过也可能父亲是个外乡人,不太相信四川黑社会的厉害。不管怎么说,这就是目前这个家庭的正式由来。
大姐说到这一段时,三言二语打发过去,我几次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她几次虚虚地迈过去。我知道她不是对父母结合不满——正是靠了这个婚姻,她才活了下来——而是觉得这种贫贱夫妻的事太实际,不。我找到过父亲陪到城中心相馆拍的一张照片,梳的流行发式,穿了她最好的衣服,折价买的一件白底白花绸旗袍。日本投降时,急着赶回南京上海的人家,带不走的家当,就便宜卖了,那时有好几条街有人专收专售。父亲不在照片上,抱了大姐,端坐于一花台边。照片上的小白花的粉红,是后来大姐加上的,给平淡黑白照片上添了点儿韵致,照片上的人在框起来的尺寸里,眉眼很沉静,甚至有点儿忧郁,看不出她内心痛苦还是快乐。这是我能追溯到的最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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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门亲戚,叫他力光么爸,但不和父亲一个姓,我从来没问,也没想过,以为是家里认的干亲。他一来,就是不在家,也与父亲关起房门,说话声低得听不见。看来他就是头的弟弟,大姐说的小名火林娃的人,大约文革开始,他就很少来家,以后也就没见到过了。这也许和大姐说的与“反革命”几字的瓜葛有关,彼此没联系,也就减轻了祸事临头的担忧。
力光么爸的样子,我已忘掉。
我在大姐脸上,想象那个她叫作生父的男人,会是个什么模样?他不象一般重庆男人那么矮小,瘦弱,他喜欢穿长衫,戴帽子,是个风流情种,偶尔吃点。朋友义气重,可以有难同担,有福共享。这么一个和有紧密联系的人,一个我从未看见过的人,无论多么真实,对我而言,也只是一个。
他曾被派去江北的兵工厂,捕捉在那儿半公开制造炸药的共党,却一身是血败逃,被吓坏了。为此,在中他没有得到提升,在家中发酒疯,砸坏结婚时客人送的所有的匾,用脚踩,狠抓自己的,才明白这男人日子并不一味轻松。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街上巡警和便衣增多,半夜也会听到敲门声,清查共党。他常常不在家,突然,也会突然就走掉。这样的日子,恐怕离开时也没有多少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