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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老师说他有几个朋友，常聚聚。“你来，你可听听他们谈文学。你自己来挑挑书看，”他的口气里真有种希望我去的意思，这是他第一次诚恳地把我当平辈。他们都是一群有同等经历或的人，几个人聚，读书谈文，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题目。听自己改装的收音机，他们不象这里的一般居民，只有收香港电台的流行歌曲，他们听别的节目，收别的台：美国英国的中文短波广播。这些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收听“敌台”，来年，都是要判重刑的，虽然到1980年已查得不如前些年那么严了，干扰音也不那么强了，但一提起这二个字，还是让人心惊肉跳。
这地方，暴雨若下起来，非常惊人，从山坡上能看见闪电和雷云，在江面狂飞，但暴雨不会长过十分钟。就跟重庆人胸中有气得出，气未出尽就收常叫人受不了的是这个城市长年细雨绵绵，非要把每家每户的木家俱霉掉烂掉，所有的虫类都赶出墙缝，凑热闹到餐桌前聚会一番，才称心。
细雨下起时，石板的街面全是泥浆，滑溜溜的，没一处干净。雨下得人心烦百事生，看不到雨停的希望。冬季下雨天特别多，买不起雨靴的人，就只能穿的凉鞋。冰冷的从脚趾往外挤，冻得浑身直打颤。
细雨，有时细得变成了雾，在空中飘忽不落，看不清远处，更看不见江对岸，仅仅听得到江上的汽笛呼喊着，相互警告。
在这么一个细雨天，我顺江往山坡上爬，石阶不平整，好象一踩就会滑动。我戴了顶旧斗笠，竹叶已从折断的边框伸出根须，斗笠前沿成串滴水，必须身子朝前倾，才不致于洒在身上。
历史老师家的门是假合上的。据他说，邻居是不去他家的。不去怕是有什么，而就是对我的。我站在他家屋檐下，心里装满，叫门。
等了好半天，也没人应。
我轻轻推门走了进去。一张妇人的照片端正地在书橱上，她的虽说是全中国一样的挂面式，但拢在脑后，漆黑油亮，椭园脸，脖子边是件毛衣，外套了件粗呢的大衣。这感觉让我。不用指点，我知道是他的。和他象极了，她的神色象有话要对我说。
在屋角有个用水泥糊补起来的瓷瓶，看得出原有古色古香的鸟树山水。有一台老式唱机在紧靠书橱的独脚凳上。的竹林，被雨打得青绿一片。过道有粗粗细细的竹竿，搁在横空的两个梁柱上，洗过的衣服串在上面，在这细雨中耐心地阴干。
屋子里许多地方，椅子，床头，柜子都搁着书，还有报纸。他和他的朋友都嗜书如命。他们聚会时可以一晚上不说话，各人看各人的书，也会一夜吵闹不休，为书，为书中人的。
有好几次，我就这么在梦里去历史老师家。然后象他那些聚会的朋友们一样，在房间的哪个角落里坐下来，手里捧着一本书，听他们说话，整段整段背诵书里美丽的篇章。
也可能我胆小，见生人不习惯，也可能怀鬼胎，不想让他的那批朋友看到我，我从未去敲他的门。我只需做着到他家去的梦，就觉得每天的日子变得短促而好过一些。
文革开始时，我四岁，文革结束，我岁，有七年时间本应坐在教室里，大部分时间却在义务劳动：造梯田支援农村，在工厂垃圾堆里扒拾废钢铁，甚至夜里摸进工厂，偷好好的零件去交给收购站，换回一张交了废铁多少斤的条子证明。
每学期期末，专会打小报告的班干部们总是控告我，说我表现最差。我害怕鉴定上“品学”出毛病：“不热爱劳动”“不关心集体”，或者“对国家建设不积极”“政治活动不踊跃”。父亲站在最亮处吃力地读了，沉下脸不说话。识字不多，看不懂，又不相信父亲说的，就去求人读，知道后觉得太丢脸，回来加倍发脾气。
我的鉴定一年比一年糟，有一年期末鉴定简直轰轰烈烈：资产阶级思想，看旧得发黄的厚厚的，不止一次扯路边的花放在书包里；政治觉悟低，不愿写入团申请书，还说不想凑这无聊的热闹；从不愿向老师和班干部“交心”，不虚心接受群众帮助；团结同学不够，课间休间不接近群众。这是小组意见，依座位排的个同学互相就学期表现，提优点缺点，我不知自己为何就成了众箭之矢。班主任意见一栏总是：同意小组意见，希该同学接受经验教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