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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潮湿又寒冷,家里没有燃料烤火取暖,有支气管炎哮喘病的父亲就容易发病,只能靠药物支撑。严重时,也不肯去医院住院。本来就瘦,一生病就瘦成一束枯枝。他个子本来不高,这时,就更缩了一截。他总是一个劲地捱,否认自己生玻发高烧时的症状是一股劲念叨:“。”
“让他回浙江!”家里姐姐哥哥异口同声说。
“不行的,”反对,“他哪是要回去?他要去死在那儿。”
父亲和四川大部分下江人一样,由于抗战才来到重庆。十五岁时到县城跟人当学徒,先是倒屎倒尿,端茶递水,后来背弓弹棉花。他心灵手巧,帮师傅拉线铺棉絮,很快就学会了弹棉被整套手艺。1938年,他二十一岁那年国民党台县抽壮叮乡里的保甲长收了贿,将别人的名字改成父亲的,他只得辞别家人,跟着部队到了重庆。部队就住扎在南岸山上,他在通讯排,挂防空袭讯号。
1943年,正是从家乡忠县逃婚前往重庆的日子,父亲所在的部队开拔另一城市守防。路上,父亲肚子痛绞得厉害,躲进树丛解决问题。等他钻出树丛,部队已成小芝麻点在另一架山的道上,举着火把赶夜路。他当机立断,朝相反方向走。准确地说,父亲是一名国民党的逃兵。逃兵是要被国民党枪毙的,但解放后共产党也不喜欢他这段历史。当时,幸好无人注意,或许以为他生急病死在行军路上。战乱之年,谁去调查一个士兵的真死假活?他回到重庆,在招商局的船舶队当了一名水手。
按照大姐的说法,父亲一生之中真正有胆有识的一件事,是1947年那个与的结合。为了与我的?a href='' target='_blank'>嘤觯?a href='/book/muqin/' target='_blank'>需再次出走,得再次逃离自己的家,才能完成她遇见父亲的弯曲的路径。这四年中,父亲已在这个仍然是陌生,却强要他留一辈子的城市做水手,他得等候一个自甘落难的四川女子,这是命定的。
大姐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夜使两江三岸变得美丽了一些,一轮淡淡的月亮升起空。行驶的船打着一束束白光,撤在江水波浪的一片黑色上,那山上江里的小灯,象一只只的,忽近忽远地。山坡上有人在吹口琴,被风一阵阵带来,我第一次觉得口琴声是这么好听。
大姐地笑了:“我妈也真傻里巴几的,争啥硬气,非要走,那个倔犟劲,倒真是象我。我生父,那个混帐男人,”大姐说了下去,“那混帐男人不仅常常通夜不归,后来就带了摩登女人。独自垂泪,他看见哭,就动手打,一边打一边还骂:养不出个儿子的女人,还有脸!我早晚得娶个校”受不了,一气之下一手抱女儿,一手拎包袱,就逃回了家乡忠县。家乡呆不住,按照家乡祠堂规距,已婚私自离家的女人要沉潭。在家里躲了三天就返回了重庆。那男人登报找,还布置手下弟兄找,没有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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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嘉陵江边,一片吊脚楼前的石阶上,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刚生下只有几个月的婴儿,在洗一大堆男人衣服。那些都是男船员们浸满汗臭的衣服袜子。她洗衣服动作麻利,专心致意。洗衣妇个个都是疯言疯语,笑骂不断,否则就接不到足够的活儿养活自己。她站起身,虽然背上有个婴儿,但遮不住诱人的身材。
她的脸转过来,头抬了起来。他入神地看着,不转眼。他以为她在朝他看,但他错了,她不过是为了舒舒腰,马上就背过身,蹲在地上洗衣。早春二月,江水异常清澈,但冰冷,刺骨,她的手指冻得通红,袖口挽得极高,梳了个髻,不知是怎么梳的,竟没有一绺垂挂下来,耳朵,脖胫和手腕没一件饰物,整个人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如果不是背上那个不哭不闹的婴儿,带来了一点真实感,他真以为这个女人是从另一个他所不知的而来。
沿江一带山坡上的吊脚楼,大都住着与江水有关的人:水手,挑夫,小贩,妓女,逃犯,人来人去如流水,租金也比城里便宜得多。那个女人住在一间吊脚楼里,除了洗衣,也接补补缝缝的针线活儿做。不提她的模样,就凭她自个儿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勤俭能干,理应是船员追逐的对象,可是没有任何人去惹她,她似乎也安于清闲,谨谨慎慎地度着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