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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姐在过龙门阵瘾。说实话，大姐比我更适合当一个家。大姐没有受完足够的教育，她的黄金岁月都给文革耽误了。怎么追也追不回。有一次她对她过去的几个知哥知妹说，不帮忙，要是能让她做个作家，她的经历足够写成好多部精彩的。我一旁听着，替她抱屈，觉得她太可惜了。
但是在这时，我很难把她勾勒的那时的形象，与如今臂腿粗壮，身材上下一般大小，没好脾气，非常不女性化的一体。
我想象：穿了她最喜欢的靛青色布旗袍，衬出苗条玲珑的身段，布鞋，没有一件装饰品，一头黑发光顺地往后梳成两条辫子，露出额头，就是剪成短发也行。但她的黑而清亮，和她的脸色一样羞涩，在她微微一笑时，既又妩媚，的确很美。大姐是对的，不可能没拥有过。
坐在的那个青年男子，更为神采飞扬。
他，一身考究的白西服，看来是在理发店整治过的，体面，黑黝黝的，上了油，与眉毛有梭有角，长得比当今电影院门前广告上的还帅，不象四代电影里的奶油小生，或戏台上的白面书生。八角灯笼光线柔和，桌上蓝花边盘碗勺碟，瓷面细腻，一式光洁透亮。星月上升到天空，万家灯火。微微低垂脸，没吃菜，双手安静地放在膝上。
他们在说什么呢？竟然忘记了生平第一次穿罗戴绸进大饭馆的拘谨不安，聚精会神地听起那个男子讲他自己的身世。这个身世，是那个男子说给听，在不知什么时候说给大姐听，大姐在这一个晚上摆给我听。
他说他老家在四川安岳，家贫，给人洗衣做衣，父亲有力气，给人抬滑杆。前后生了11胎，只有第8胎和11胎活下来。给他取了个小名“长生娃”，想他顺当长大，盼长生；给弟弟取小名“火林娃”，算命先生说弟弟水气邪气重，求个吉利。
1938年安岳害瘟疫，又天旱，他的父母先后不到一周得病去世。当时他岁，弟弟五岁，他们成了街上的叫花子。有一天，他跟前经过一队拉壮丁的人马，其中一人很象早些年远走他乡的舅爷。他跟上部队，做了当伙夫的舅爷的助手，这支川军杂牌部队兵员不够，也就不赶他走，反正他不拿饷。部队1942年入驻重庆时，他已成了宪兵队的小头目。抗战前，重庆已近六七万人。川军里几乎全是哥老会，他在礼字位第五排，难怪工头见了他那副龟孙子相：礼字在低层社会影响大，职业结交有钱有势，摆设红宝，聚赌抽头，买卖烟土，开鸦片梭梭馆。
难以相信坐在面前的这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曾径是个又脏又臭的叫花子。她的心慌乱起来，她水一样的生命中，除了一位从未见过面但可给父母二担米的小丈夫，没有与任何男人联系。
逃婚对来讲是难免的，是她里刻上的叛逆性格。的眼里盈满了泪，或许在这个青年男子叙述他的经历时，她就明白自己的一生，她未来的子女的一生，都不得。
锣鼓声，爆竹，游行的队伍，使整个彻夜不眠，好几个星期，都笼罩在八年抗战胜利巨大节日般的欢庆里。日本人投降，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重庆突然出现了权力真空。势力正在积聚，并更靠拢政府，政府也注重地方势力巩固这个经营多年的后方。
和那个男子举行了，婚宴办了七十桌。被牵来拜去，晕头转向。喜房红烛不是两支，而是两排，一直燃到。
不久，就怀孕了。于抗战胜利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
大姐说，那就是她，她是流氓恶霸头子和逃婚不孝妇的女儿，反革命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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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另有一个父亲，她跟姐妹不一样。说出来了，她似乎挺得意洋洋：流氓头子也是好汉，的父亲却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我大吃一惊，对大姐不光彩的虚荣，很不以为然。
跟所有人一样，我一上小学就得填无穷的表格，在籍贯一栏，填上父亲的家乡：浙江天台县。那是我眼前的长江，流过了千里万里，将到达大海的地方。我从未去过，也听不懂那里的话。
父亲的生日是六。一儿童节，我从小就记得。父亲说话有很重的浙江口音，一说快，没人能听得懂。他讲得稍慢一点，我能半懂半猜，就给人当翻译。如果我讨厌这个人，就故意翻错。父亲白我一眼，忙不迭地给人解释说，他小女儿不懂，说错了，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