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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报到注册时，学校已开学二周。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母亲在一次春节时往学校寄来一封信，里面夹了纸币，从不写信的母亲附了一张纸条：“六六，回家来过年。”就这么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家”字还少了一撇。我收了作路费的钱，没有回家，也没给她回信。
毕业分配后，我有了一个工作，与两个姑娘共居一室，安放一张窄窄的床铺。我尽量争取外出，出差，请事假，后来干脆请了病假，说回家休养，实际上是只身逛荡在这个广袤无边的土地上。北方，走得最远是沈阳和丹东，靠近朝鲜，南面是海南岛、广西，濒临越南，东边是长江下游一带，一个个城市，无目的地乱走，有目的地漫游。
我仅与二姐保持偶然的通信联系。她来信说，四姐夫德华死了，晚上肚子痛，发高烧，到南岸区医院，开刀以为是阑尾炎，打开才知是腹膜大面积感染，一开刀就没治了，死时很痛苦。
我很怕收到她的信，信里没有什么好消息。她的信说大姐已回到山城，和那个高个男子住在一起。回来前大姐和前夫打了一架动了刀子，小女儿吓得上去挡架，脸被前夫划了一刀，破了相。大姐痛哭数日，精神崩溃。前夫告她，说是由于她上门打架，才导致他误伤了女儿。她被公安局抓去，在拘留所里关了二个月，出来后依然原样。三哥有了个女儿，五哥和一个农村女孩结了婚。
“前两天张妈死了，被丈夫气死的，”二姐写道：“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当过妓女的？”
我当然记得。二姐的信从不问我在干什么，也很少提母亲父亲。她不必提，我清醒时更不想知道，我在梦里却不断回去，我看得见那个位于野猫溪副巷，和其它房子相连在一起的六号院子。
堂屋连接天井的门槛可能烂掉被扔了，天井青苔更多，两旁的屋檐下依旧挂晒着衣服，阴郁的天空，站在天井里才能望见，大厨房坍塌，屋顶成了两大窟窿，灶神爷石像的壁龛剩个黑糊糊的坎，只有两个灶还在用。我家的灶上堆满了瓦片、砖和泥灰，已经无法生火了。屋梁倾塌，整个大厨房已是废墟。还好，自来水管接到院子里，再不用去挑水了。邻居差不多都是新面孔，一年又一年，有点办法的人家都搬离了，留下的原住户，他们的孩子长大，成家，也养了孩子，却没能力搬离。原住户，加上一些毫无办法立即搬进这儿的住户，依然十三家。
我家在堂屋用小煤炉烧饭。对门邻居程光头在往一个瓦罐浇水，不，是一个尿罐，里面堆了很多泥巴，有几株蒜苗，他嘴里念念有词，默坐运气。之后对我父亲说，那些蒜苗会生出延年益寿的花籽。
那间阁楼还是两张床，但布帘没了，一张床用席子盖着，不象有人睡的样子，我以前睡的靠门的一张床，铺着干干净净的床单，放的却是父亲的药瓶衣服和小收音机。小桌子移到床边，放着茶杯。没有叶子烟，父亲抽了几十年的烟不抽了？父亲怕吵，图楼上清静，非要住上面。
四姐又结婚了，住在婆家，新丈夫也是建筑工人。
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各家各户的房门，白天仍不爱关门，家里来了客，门前照旧围一大串叽喳不停的邻居，看稀奇。若某家房门关，一定在吃什么好东西，怕人碰见来分嘴，吃完门才打开。
一下雨，所有洗澡洗衣的木盆木桶，都移到露天蓄雨水。铁丝箍的木盆木桶，本来就得经年泡在水里，积下的雨水用来洗衣服，洗桌椅碗柜，最后洗脏臭的布鞋胶鞋。
还是那一条江，那一艘渡船，那些连绵叠嶂的山，那些苍白发着霉味的人，新一代工人顶了旧一代工人，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变。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你必须背对它们。一段时期我埋头读书，什么书都读。也一个劲地写诗写，有正二八经的拿去发表，赚稿费维持生活，歪门邪道的收起来，不愿意给人看，更多的时候写完就扔了，不值得留下。
一段时期我沉溺于烟与酒里，劣质烟与廉价白酒，八十年代中期南方各城市冒出成批的黑道诗人画家家，南来北往到处窜，我也在里面胡混。我什么都不妨试试，各种艺术形式，各种生活方式，小包里或裤袋里始终装着安全套，哪怕没能用上，带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爱情在我眼里已变得非常虚幻，结婚和生养孩子更是笑话，我就是不想走每个女人都得走的路。我一次又一次把酒当白开水似地喝，我很少醉倒，装醉佯狂，把对手，有时是一桌子的男士全喝到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