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孤男寡女
古萍就是这样的人，她不厌其烦地用不同的语句重复同一含义，把她的苦口婆心浪费在一个根本就油盐不进的人身上。古萍能和我走在一起是个奇迹。这个问题我一直找不到答案。有时我想，古萍是以一种拯救的心态和我在一起的。也许，拯救我这个“浪子”已经成为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目标——虽然她所有的人生目标都是重要的，但显然只是在这一个目标上她遇到了麻烦。有时，我觉得古萍很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菩萨胸怀，看着她百般努力又成徒劳后失落的可怜劲儿，我甚至想“变好”以满足她在这一目标上的成就感。
但我对自己无能为力。
古萍说完这句话没几天就死了。从阳台上失足掉下去，头撞在水泥地上，头骨都已经裂开，一汪脑浆孤零零地躺在离她的头有二十公分的地方。我匆匆跑下去，看到她象一摊泥一样安静地躺在地上——仿佛她从没有这样安静过。我转过去，看到她的头。我没有觉得她现在这副模样比她生前更恐怖，只是奇怪那汪脑浆为什么会独立地在离她身体二十公分的地方，而没有哪怕一丝血丝相连。
现在想起来，我为那时我的冷静感到愧疚。我一直以为，虽然我不耐烦古萍的唠叨，但我至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爱她的——否则，就无法解释我会忍受她的那喋喋不休和她同居了那么久。
直到此时我也说不清那天我为什么会那样冷静，这就难怪古萍的家人为什么会一口咬定古萍是被我推下去的，而不是失足——如果没有事前的预谋和预知，对这样的惨剧表现得这么冷静几乎是无法解释的。
在派出所，当民警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张口结舌。那个年轻的民警显然有着丰富的侦察经验，他先是问我古萍掉下去的经过。我告诉他，当时古萍在阳台上收衣服，一件胸罩不小心掉下去，挂在阳台外的电话线上。古萍伸手去勾，没够着，叫我帮忙，我当时在看电视，没理她。过了一会儿，我再看，古萍已经不在阳台上。接着，就听到楼下有人喊：“有人跳楼了。”我匆匆跑下去，看到古萍已经躺在血泊中。说完，我还补充了一句：“去年我这阳台还装了防护栏，但被城管局以妨碍市容的理由强制拆除了。”
那民警对我后一句补充充耳不闻，问我：“你听到楼下有人喊‘有人跳楼了’后马上就跑下去了？”
“是的。”
“你没有先看一看你女朋友有没有在其他房间？”
这个问题我当时倒没有想到，于是又语塞了。
民警看着我，认真地又问了一次：“当时你听到楼下有人喊‘有人跳楼了’，没有事先看一看你女朋友有没有在其他房间，就立刻跑到楼下去了？”
“……是。”
“这么说，你当时很肯定掉下去的就是你女朋友？”
“我没有！只是出于本能！”
他看到我情绪有些激动，喝令我坐下，随即问了一大堆问题，并要求我只许回答是或不是。
“你和死者经常发生争吵吗？”
“是。”（其实我们的争吵仅限于古萍对我的改造）
“你和死者有金钱来往吗？”
“有。”（实际上，那时，我俩的所有花费都由古萍提供）
“你和死者同居，她的家人反对吗？”
（和“死者”同居——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
“是。”
……
问完，民警让我在笔录上签字，并在每一页笔录上都摁上手印。摁手印的时候，我注意看了一下民警胸前的警官证，他叫马明宇，和国家足球队现任队长同名。我想，我被这家伙当成犯罪嫌疑人了。
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眯缝了一下眼。街上阳光灿烂，根本不象刚刚死过一个人。马明宇交待，要我在古萍的死亡真相未经查证以前，不得离开这座城市，并每隔一周到派出所报到。因为每周一次的报到，马明宇后来成了我的哥们。他结婚的新房，还是我找老唐帮他装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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