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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沉住气，对这位病人说：“我上次在花坛附近见到你时，你正念念有词地往前走，你当时看见什么了呢?”
“记不得了。”他说，“清醒后是记不得病中的所作所为的，只有半清醒的时候所看见的东西才能记住一些。”
“你看见过什么呢?”我问。
“唉，不说那些了，都是假的。吴医生说过，那是幻觉。可当时却像真的一样。我老是看见红旗。医院里的墙啊树啊什么的，我有时看去都是红色的，还在飘动。每当这时，我心里就很激动，我忍不住要到处走，有几次走到了一个悬崖上，我往下伸头一看，天哪，崖下躺着一个女学生，已经死了。我感觉是我把她推下去的。于是又惊又吓，忍不住大吼大叫。吉医生说，每当这时都给我注射镇静剂，我睡去后才忘记这些情景。”
我望着这个五十多岁的病人，他那略微发胖的身体表明他住院已经很久了。我说：“听吴医生讲，这些都是你在文革中的经历沉淀下来的东西。都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些东西怎么还会缠着你呢?”
“嗨，我也不知道。文革结束后我便常犯这毛病，这医院进进出出，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太深了吧。我那时刚读大学，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儿。武斗期间，我有两支枪，可威风了。晚上睡觉，我的枕头下也放着一枚手榴弹。为啥?防止对立派组织攻进来嘛。如果遭遇突袭，也不能束手就擒，实在不行了，伸手往枕头下一拉，嘿嘿，同归于尽，这才是好样的。唉，那时的日日夜夜可精彩了……”
说到往事，这个病人的眼中开始放光，很兴奋的样子。
“你打死过人吗?”我突然问道。
“没，没，”他矢口否认，“武斗时双方对着楼房什么的对射，子弹都打在砖墙上，没伤着人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幻觉中曾出现过一个女生死在崖下的画面，我想探寻这与他的经历有没有联系。
想到死者，我突然问道：“这里以前有个叫严永桥的病人，你知道吗?”
“噢，”龙大兴仰起脸回想着，“个子高大，三十多岁，是搞桥梁建设的，对，他叫严永桥，以前就住我隔壁的病房。唉，偷跑出去干什么呀?黑灯瞎火的，在高速路上被车撞死了。”
“他为什么要逃跑出去呢?”我问。
“这不太清楚了。你知道，我多数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清醒的时候在走廊上我听他说过，他没有病，他早就该出去了。”
这时，吉医生走进了病房。他附在我耳边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吴医生开完会了，叫你去他哪里。”
走出病区，我沿着走廊向吴医生的办公室走去。走廊的顶部是拱形的，显得安静肃穆。一百多年了，这座法国人留下的医院几经整修，让原有的面貌得以保存。走廊一侧的窗户很大，上端是半圆形，嵌着五颜六色的玻璃，将夏日的阳光隔在窗外，只有些斑斑点点的光影洒在走廊上。
此时，我已在心里作出了一个决定，这就是我应该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我必须弄清楚严永桥从住院到死亡的全部真相，这样才能解开那个闯进我家的不速之客之谜。况且，我现在住在家里也是提心吊胆的，那个握着黑雨伞来拜访我的人搞得我日夜不宁。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不知直接住到这漩涡的中心来。
“这事情有点麻烦，”吴医生听到我的想法后说，“以前有搞电影电视的人在这里呆过，结果搞得很不愉快，院长很生气，说是搞写作的人再不接待了。”
我说：“以朋友的名义，你给院长通融通融吧，就说我要写的东西绝对正面，救死扶伤精神关怀等等，只住上一月两月就行了。”
院长姓蔡，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男子。吴医生将我带到他办公室，刚说明来意，他便看也不看我地对着门外吼起来：“写作?我知道你们的意思，精神病院嘛，铁门!大锁!把人关起来，像监狱一样!哼，就冲着这个来，就对这种东西感兴趣……”
我一下子怔住了，不知道蔡院长为何发这样大的火。我赶紧声明我对精神病院的理解，说这里所做的是一份崇高的工作，面对精神病人这个弱势群体，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让我钦佩。所以想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以便写出真正感人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