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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院长似乎没听我的解释。门外有人叫他，他便径直出去了，将我和吴医生留在他显得很大的办公室里。
我正不知所措，吴医生拍了下我的肩头说，咱们走吧。我说，这事怎么办呢?他笑了笑说，这不，已经同意了嘛。蔡院长就这习惯，只要他没明确否认，就是表示已经同意了。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经过一片草坪，就是吴医生所负责的病区了。这幢两层法式楼房此刻有一半被遮在树阴中，另一半暴露在阳光下，远远看去，像一幅明暗交错的风景画。
吴医生说：“院长虽说是同意你呆在这里了，但你只能在我负责的这个病区活动。这里的底楼是男病区，二楼是女病区，在这个范围内，你以新来的医生的名义走走看看，与病人交谈什么的，都可以。但晚上最好不要去病房，因为天黑以后，有的病人病情发作，会伤着你。你知道，有的躁狂型病人发作起来是很厉害的。”
我想起了二楼尽头的那间黑屋子，董枫就是在一个雷雨之夜看见里面突然有了烛光的。并且，在这间长期闲置的病房里，那夜的烛光中还出现了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尽管吴医生将此事解释为董枫的幻觉，但我总觉得另有蹊跷。此时，吴医生对我的告诫，是对我的关心呢，还是暗含警告?
不管怎样，吴医生对我的写作还是很支持的，不然他不会同意我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以便在龙大兴这样的病人中搜集写作素材。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严永桥死而复生地到我家拜访我，这事实让吴医生也无法解释。现在他让我住到医院里来，也许是想与我联系得更紧密些，以便为这个谜团找出答案。
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成为我的临时住处。一张小床，一张简易写字台和一把木椅就是室内的全部家当。吴医生说，这是他上白班午休和上夜班时休息的地方，现在提供给我了。凑巧他这段时间不上夜班，所以夜里我可以独自享受这个空间。
我说过，这幢法式楼房里全铺着老式的地板，我在这小屋里哪怕轻轻地走动，地板也会发出咚咚声。不但如此，屋外的走廊上，包括不远处医生护士的值班室里，只要有人走动，我在这小屋里都能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如果距离稍稍近点，还能感到地板的轻微震动。
我突然想到，严永桥逃离精神病院的那天晚上，就是踩着这样的地板溜出去的，怎么没人发现呢?
吴医生正为我整理这小屋里的一些零乱东西，听到我的疑问后说：“那天我没上夜班，听值班医生讲，他是趁医生查房打开了病区的铁门后溜出去的。从病区出来到楼外，根本不经过值班室这一段走廊。”
我“哦”了一声，想着这楼房的布局，进门后往右是医护人员值班室的走廊，往左是通向病区的小铁门，正中间是一道宽大的楼梯，通向二楼的女病区。
“不过，”吴医生望着我说，“我做医生这么多年了，精神病人逃出医院的事发生过不少次，生生死死也见了不少，但死后又出现的，还是第一次听说。要不是你遇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有这种事。当然，理论上说来，人绝不可能死而复生。因此，你遇到的严永桥，是另一个人的可能性更大。”
我想起了在严永桥家里看见的遗像，他绝对就是撞进我家来的那个人。我知道吴医生心里其实也很困惑，但是，这一切现在确实无法解释。我只好点头同意吴医生的判断，说：“但愿那是另一个人。”
这天晚上，第一次独自住在精神病院里，我的感觉是既新鲜又有点莫名的紧张。吴医生回家去了，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我还不熟悉，也就没出去乱窜。躺在这小屋里的铁架床上，我想到了我家里的寂静，那个供我独自写作的居室现在应该是一片漆黑。我得离开它一段时间了，如果那个拿着黑雨伞的家伙再次登门，他会发现那里已暂时无人居住了。
我突然产生了往家里打一个电话的念头。电话就在我的写字台上，如果此时铃声大作，没人的屋里也可趁机热闹一下。
抱着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我在这医院的小屋里向家里拨通了电话。天哪，电话刚一拨通，有人就拿起了电话，我听见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喂，喂!”我冲口而出：“你是谁?”就在这一刹那，那端压下了电话。
有时候，任何不可思议的小事都会让人惊恐万状。试想，你锁好门窗，离开了你独居的住宅，可是，当你在深夜从另一个地方往家里打电话时，却有人接听，怎么回事?那一刻，我的心咚咚狂跳。是小偷进屋了吗?不可能，因为小偷是不会来接电话的，那会暴露出屋里有人。我想到了严永桥，那个早已从精神病院逃跑出去并死于车祸的魂灵，难道，他又窜进我屋里了吗?或者，他一直就躲藏在我屋里的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