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
作者：王力雄
刘亚基矮矮胖胖，一脸络腮胡子，刮得再干净也是铁青的颜色。
当他看见黄士可突然光临，喜悦使铁青一下变成了黑红。
“黄省长，我要给你磕头! ”他双手抱拳连连鞠躬。
要不是高耸的肚子碍事，脑门定能碰到膝盖。
水晶宫似的西洋厅里围座着三十多个人。
一大半是刘亚基一类的工商界人士，个个都是福建数得着的富翁。
另一些是政局变化后逃到福建来避风的“温和派”分子。
还有几个“民主派”
头头，他们是北京对六四翻案参与者大规模逮捕的幸存者。
一见黄士可，全场人像见到领袖一样站起来致敬。
在这个时刻，这个地点，黄士可突然意识到自己具有了一种新的形像，不再仅仅是一个地方势力关系网中的玲珑牵线人，而成了一个政治核心，一名旗手，一种生活方式存亡的决定者和众人仰望依赖的带头人。
他没解释为何突然光临。
“你们接着谈吧。”他平淡地说，坐到中间的位置。
平淡更增加了他出现的戏剧性。
April 16 1998
北京政权发布的一系列法令对福建和沿海几省等于是死亡判决书。
其核心在缩减地方权力和打击私人经济，而这正是南方得以发达的两根支柱。
首当其冲的是商业，尤其是私营商业。
仅严禁经销进口消费品一项就将使上万家商店倒闭。
商业税大幅度提高，明令不许摊入成本﹔规定了一系列限价措施﹔取缔所有私营商业批发业﹔走私者将受到枪决处置﹔震动最大的是对资产在三千万元以上的私人商业企业实行国有化。
“......这帮北佬是要让我们死，而且是光着屁股死! ”刘亚基充满仇恨和绝望。
他是福建最大的私营商业老板，主要经营进口消费品。
欧洲﹑北美﹑东南亚﹑港澳都有他的网点。
所谓“进口”对他来说只是走私的代名词。
谁也弄不清他到底敛了多少钱，虽然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换成了硬通货存在外国银行，但冻结存款的法令还是使他损失掉一大半财富，再加上国有化，多年建立起来的王国等于化为乌有。
黄士可主管工商，他最清楚打击商业﹑进口和私营经济对福建意味着什么。
福建山多地少，资源贫乏，从过去叮当响的穷省一跃成为举国称羡的宝地，全靠沿海的优越地势。
买国货没必要来福建，每年从内地流入福建的几千亿元钞票大部分是冲着进口消费品来的，其中主要目标又是私营商业提供的走私品。
只有走私才能价廉，才有竞争力。
这条路堵死了，福建的财源就被切断。
即使“六四”以后，北京方面控制再紧，地方也一直以种种对策保护走私。
但这次不同，北京新政权完全甩掉了过去那种两个派系平衡出来的瞻前顾后，企图两全其美的立场，豁出来不要经济的发展也要贯彻集权意志，并且以法西斯手段粉碎一切拖延和阻挡。
地方的自我保护已经不可能，而北京对国际舆论又充耳不闻，就连对外资﹑合资企业纷纷被吓退撤离的风潮也无动于衷。
这又是福建另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商业是福建的血，外资是福建的骨头。
福建缺乏自己的实业，全靠外资和合资企业奠定福建未来繁荣的基础。
现在血干了，骨头再被抽走，福建岂不就只剩一摊烂泥。
面临这种灭顶之灾，在座的工商界巨头全跟刘亚基一样激愤，大喊大叫，不时挥舞双手，敲打桌子。
黄士可没有表情地看着他们。
商人赔本儿的时候就是这么可笑，刀就要砍在脖子上了，他们还在那算帐。
他不说话，不到最后，他不准备有任何表示。
“还是谈下一步吧。”那位前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文静地提醒。
他是福建人，北京政局变化时正好在外地出差，便偷偷溜回老家，躲避北京方面的搜捕。
在座的每个人──无论工商界老板还是“温和派”人士，或是民主分子，现在又包括了黄士可──都明白，只要和现在的北京政权联系在一起，只有死路一条，谁也逃不掉。
多年以来，民间一直有人鼓吹“和北佬分家”，被北方拽着后腿，南方永远飞不起来。
那时只是发牢骚，到底同种同根，不像立陶宛那么有理由。
然而现在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脱离北京独立就成了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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