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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孩子大了，夜里只能拆掉父母房里的桌子，放一个凉板床，两个哥哥睡。拆掉凉板床，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洗澡的时候，再拆掉桌子和凳子。说起来手续繁杂，成了习惯也简单。
1980年，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父母只带着二个女孩。毛主席在五代鼓励生育，人多热气高，好办事，而且不怕打核战争，炸死一大半人，中国正可称雄全。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八代迈入了十亿。
从我生下，一家成了八口，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以前，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现在文革结束了，知青返城，开始长住家中。到1980年这二间板房快挤破开了，象个猪圈，简直没站脚的地方。这年的拥挤，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
几天前对我说，大姐来信了，就这两天回来。
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因为最早，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她离过三次婚，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岁，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自己又回去闹结婚。“天棒！”一提起大姐就骂。“我啷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大姐一回来，呆不了几天，就会跟大吼大吵，拍桌子互相骂，骂的话，听得我一头。直到把闹哭，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
但不知为什么，大姐不在，就会念叨。一听见大姐要回来，就坐立不安，时时刻刻盼望。我总有个感觉，这个家里，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知道了也觉得无关的拐拐弯弯肚里事。
就这年，好多事情让我开始猜测恐怕那些事与我有关。一家人中可能让我套出一点口风的，是大姐。因此我也和一样，在盼大姐回来。
我是的一个特殊孩子。她怀过八个孩子，死了二个，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我是么女，第六。我感觉到我在心中很特殊，不是因为我最校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从不，绝不纵容，管束极紧，关照却特别周到，好象我是个别人的孩子来串门，出了差错不好交代。
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但方式与完全不同。他平时沉默寡言，对我就更难得说话。沉默是威胁：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地揍那些不容易服贴的皮肉。哥姐们，一味迁就纵容，父亲一味发威。对我，父亲却不动怒，也不指责。
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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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坐在一张矮木凳上，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凳面有个小方块，嵌镶着四块瓷砖，中心是朵。这样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他熟练地裹烟。堂屋里光线黯淡，但他不需看见。他眉毛不黑，但很长，脸上骨骼突出，眼神发亮，视力却差到极点，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很少笑，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也从未见他掉过泪。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一定堆积了无数经历。他是最能保守的人，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
我放学，见房门紧闩，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
“是你妈回来了，”父亲说，极浓的浙江口音。“饿了没有？”他掉过头来问。
我说，“没有。”
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
父亲说，“饿了的话，先吃点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我说。听着房门里洗澡声，我突然不安起来。
一直在外面做零时工，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四人抬的氧气瓶，过跳板时只能二人扛过去。她抢着做这事，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被救上岸，第一句话就说，“我还能抬。”
她不是想做模范，而是怕失去工作，零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赶去了。那时还没我，正是大饥荒开始时，饿得瘦骨嶙嶙。耐火砖又厚又重，担子两头各四块，从江边挑到山上，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一天干下来，工钱不到二元。另外二个女工，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又累又饿，再也迈不开步，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被人看见告发了，当即被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