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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是在说，抗战时日本人投下的炸弹，有好多没有，落在山坳沟渠，埋在地底；国民党1950年才最后放弃这个城市，埋下炸药有几千吨，潜伏特务十几万——也就是说，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务，经过五代初的大清洗、大镇压、大枪决，依然可能有无数特务漏网。解放后入了共产党的人，也有可能是假的。每里，他们——男特务女特务们——都要出来搞破坏，杀人，放火，奸淫，做各种坏事。他们不会在对岸中心区的水泥间、柏油马路上活动，喜欢偷偷潜行在这个永远有股臭味的南岸：这个本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自然该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出没。
只稍走出门来，倚着潮湿湿的墙，侧着耳朵听：打更棒棒一声声敲着黑夜，没准一个网罩住的房门，会神秘地露出一只旧时代的红平绒绣花鞋；那匆匆在街转角的男人，黑毡帽压低，腿上藏着尖刀。阴雨天暗时，走在脏水漫流窄坡上的每个人，都是一副特务嘴脸。随便在哪一寸地上，掘地二尺，没准就可挖到未的炸药炸弹，或是一本写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密电码本，或是用毛笔记录了各种怪事的变天帐。
而一江之隔，半岛之上的城中心，便有许许多多的区别，那是另外一个，到处是红旗，政治歌曲响亮欢快，人们天天在，青们在读革命书，时刻准备长大做革命的干部。江岸，是这大城市堆各种杂烂物的后院，没法理清的贫民区，江雾的帘子遮盖着不便见人的暗角，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
从过江渡船下来，颤颤悠悠过跳板，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多分钟，抬起头来，一一迭迭破烂的吊脚楼、木房、泥砖土房。你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唯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面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伸向江面。这一带的人都管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它位于野猫溪副巷。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条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级低低高高不匀，苦楝树，黄桷树，还有好些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八号院子嘴嘴院墙和大门黑黝黝，一侧墙红黑砖相间，任意地泼了点色彩。那是得福于一场，电劈掉了半壁墙，重砌时，碎砖不够，找来一些红砖填补。
这还不是我的家。从窄小的街上看，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我家院子是六号，顺山坡地势，略略高出前二个还象样的院子，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天井和堂屋有近二十多平方米，左右是一大一小二个厨房，四个阁楼。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连接后院，还有阴暗的楼梯，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
这么一说，象个土财主的宅子。的确，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1950年共产党来了，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家俱和几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住在沿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立即半被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当我说的什么堂屋，回廊，后院，偏房，阁楼等等，只是方便的称呼。
这个原先的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人，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数到一百时必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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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象囚室。其实这种人家，强盗和小偷不会来光顾。窗只在下在夜里关上。而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实，开了窗，房里依然很暗，也得开灯。从窗口使劲探出头往那墙顶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黄桷树的几枝丫丫。从中学街操场坝流下的小溪，在树前的峭壁上冲下陡坡，从那儿流入江里。人静，溪水哗哗响，一点也不象野猫，倒象一群人在吵架，准备豁出命来似的。
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起来不小心，头会碰在屋顶上，把青瓦撞得直响。有个朝南的天窗，看得见灰暗的天。
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三个姐姐、二个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阁楼里两张我父亲手做的木板床，睡六个孩子。楼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里，一个藤绷架子床，余下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一把旧藤椅，一张吃饭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