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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是我的胎教，我们母女俩活了下来，饥饿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母亲为了我的营养，究竟付出过怎样惨重的代价？我不敢想象。
我整个平静的身体，一个年轻的外壳，不过是一个假象。我的思想总是顽固地纠缠在一个苦恼中：为什么我总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我真希望那个跟在我身后的陌生男人不要离开，他该凶恶一点，该对我做点出格的事，“强暴”之类叫人发抖哆嗦的事。那样我就不多余了，那样的结局不就挺狂热的了吗？这想法搞得我很兴奋。
每天夜里我总是从一个梦挣扎到另一个梦，尖叫着，大汗淋漓醒来，跟得了重病一样。我在梦里总饿得找不到饭碗，却闻到饭香，我悄悄地，害怕被人知道地哭，恨不得给每个手里有碗的人下跪。为了一个碗，为了尽早地够着香喷喷的红烧肉，我就肯朝那些欺侮过我的人跪着作揖。醒来一回想，我便诅咒自己，瞧不起自己，不明白哪来那么多强烈的身体需求。
我一次次对自己否认：你不是生来这样，胎儿不会有记忆，不会受委屈，不会有创伤。但是我无法解释我的某些行为。比如，我对食物的味道特别敏感，已经这么大一个姑娘了，还是永远想吃好东西，永远有吃不够的欲望，而且吃再多还是瘦骨嶙峋。闻见邻居家灶上在炒鸡蛋饭，我清口水长流。我从不吃零食，讨厌同学中有小钱买零食的“五香嘴”，却对肥肉特别馋，幻想以后的一天，能自己做主了，就天天吃肉。
而且，我对受亏待特别敏感，不管什么样的亏待，别人受得了，我就不行。心里一闹，怎么想也想不开。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个特别好高要强的女孩，我嘴笨，一到公众场合就紧张得什么也说不出来。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在似锦如花的少女堆中，我不仅个儿矮人一截，脸也瘦削些，连头发也长得稀疏些。我总在最不扎眼的角落里待着，觉得受到别人的有意压制：别人得意，总拿我做牺牲。
十八年过去了，难道饥饿的后遗症就这么严重？比我大几岁的人出生后挨了饿，与我同年龄的人大都胎中挨过饿，几乎都是死里逃生。为什么他们高高兴兴忘掉了，现在享受着青春年华，日子过得自得其乐，我却抑郁寡欢。
难道我出生前后还经历过别的什么事？
我很想让母亲讲讲这一段时期，但母亲总说：“灾荒年嘛，苏修美帝吧，‘反华大合唱’吧。不也把你们几个没心没肝的拉扯大了，不也熬过来了，数那些陈年烂谷做啥子呢？”
母亲有意冷漠，我好奇心更强。一个抬杠子的女工，重庆所谓的“棒棒”女子，她怎么度过这饥荒之年的？有谁会关心她？母亲有的只是她自己，或许，她曾讨好过大锅饭食堂打粥掌勺的，手一低一转，也就比别人稠了几分；或许，她曾向打菜的师傅赔过笑脸，手一高一扬，也就比别人多了小半。饥荒年每个人眼睛都瞪得癫狂圆亮，随时会为缺半两少几钱大动肝火哭闹打架，但食堂总是有油水，养得活一二张嘴，包括肚子里的小嘴。当时食堂总由最严格最靠得住的党员来管，这样的好事，怎么可能轮得上我们这种毫无靠山的人家？
大姐不止一次在与母亲的吵闹中说，她去食堂打饭，那些掌勺的人给她打最清最淡的稀饭，跟水差不多。她坐在凳子上哭，没用，便把清汤水饭端回家，在路上喝掉一半，让家里饿得七歪八倒的弟妹一起去食堂闹，弄到一圈圈人围观，掌勺人只好给大姐重新添几勺稠的。
“就是因为你，我们才被人欺，差点都成了饿死鬼！”大姐一向关不住嘴，但这样指责母亲，太不像话了。
母亲气得脸通红，大口喘气，竟也忍住了要脱口而出的话。为什么家里人一提到饥荒之年，向母亲发脾气，母亲就哑口无言了呢？她做了什么理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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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的四节课，我脑子里都在想母亲的话，她将退休，领少得可怜的退休津贴。
我怎么办？听从母亲？不准备高考，就不能去学校，等于就见不到历史老师。后者最让我难受。而继续复习，别说下学期，就是本学期还得用的课本、作业本，都别想让母亲给钱。课本也许能借，作业本呢？着急之中，我想起父亲的病休工资那么低。夜盲症应该算工伤退休，该给全薪。如果我去把这件事办成了，父亲补几年的工资，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吗？我壮起胆，乘轮渡过江到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