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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一家人，每个人都眼珠瞪得好大，生怕自己少吃了一口。有时他们还为互相偷藏起来的食品吵闹而大打出手，大姐个儿最大，吃亏的自然不是她。
偶尔从船上回家的父亲挥着瘦削的手臂，用竹棍赶散扭打的孩子们。父亲吃得最少，有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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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城市有个动物园，有一只华南虎，已经绝灭的珍贵品种，按规定供给活物。即使灾荒日子，全省就它独一只华南虎，也得优先照顾，就像所有高级干部、中级干部，按等级得到特殊待遇。负责饲养老虎的是一个矮个子，他和凶猛暴戾的老虎相处融洽。老虎也只认他，若他病了，旁人代班，只能隔着高高的铁笼将食物扔给老虎。他到大铁笼里，老虎有时还向他做出让游客惊吓的动作，只有他知道那是老虎在向他撒娇，表示亲热。他是饲养有功的劳动模范。
大饥荒了，劳动模范更是饥肠辘辘。熬了一年，未熬过第二年，他把该给老虎吃的活兔每星期留下一只，杀了自己吃。都说老虎并不完全是饿急了，才将劳动模范吃了，而是嗅出他身上有兔子的气味，才把他撕碎了吞进肚。但这无法解释老虎为什么要留下他的一只脚？公安人员研究几天，才弄懂老虎的动机是在有意警告接班的人，甭想偷吃该它的那份。
这个故事只流传了一阵子，恐怕属于政治谣言。此后老虎也饿死了，模范饲养师趁有点小权时解了馋。不成为老虎食，到此时也一样得饿死。
没权的人唯有干熬，父亲船上，每个船员早饭一两稀饭，中午和晚上各二两，自己用小秤称，装进自己的饭缸里蒸，快蒸好后，再往饭上不断地浇水，使米粒发胀起来，“提高出饭率”，哄骗肚子。船员们进进出出船上的大厨房，盯着自己的饭缸，怕人偷去一些，大家的眼睛全变得贼明贼亮。
到处流动的工作，使船员们关系越发怪诞。船每到一地，就上岸弄少得可怜的土产，再到另一地转手卖出，从中牟利。船员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彼此告发，那些时候的处置迅速而严厉，开除公职裹铺盖卷回家，省了公家一份定量。
父亲是老实人，连仙人掌之类勉强能吃的植物也弄不到。棕树开花，花大，形状大如玉米，也是抢手货，轮不上他。偶尔运气好，得到点芭蕉头，煮过水，去了点涩味，切成片看上去像芋母子，难吃。但比起其他充饥的东西，算不错的了。父亲想到母亲正拖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去山坳里挖野菜草根，他就勒紧裤带限制着自己每天的定量，节省下来带回家去。
终于有一天，他脚一绊，一头从驾驶舱栽到甲板上，扑腾着却没能站起，反而滚落到江里。他的头摔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断。船从宜宾开到泸州，父亲才被送进医院，检查时发现他的眼睛出了问题，视力严重衰弱。
那个饥饿的冬天，母亲已有身孕，还在塑料厂做搬运工。她有必要多吃一点，为了肚子里的我。
没有，母亲没有这个权利。我的姐姐哥哥没感到有这必要，让母亲多吃——没必要让尚未出生的我多吃一点。在那难忍的日子里，他们为我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后来，他们脑子里忘了这一点，心里却很难忘记。我感觉到了，却一直未弄懂他们怨气的由来。
我在母亲肚子里就营养不良，在胎中就拒绝动弹。母亲觉得怪异，一直担心害怕。我是在城中心七星岗那个妇幼保健中心生下来的。母亲说她到医院去的路上，路过一家电影院，那里正在演一个歌颂共产党游击队女英雄的电影《洪湖赤卫队》。在电影院门口，羊水流了下来，她忍着继续走，痛得受不住就坐在街边石阶上。过路的好心人见她大肚子，咬着牙，脸色惨白，就把她扶到这家医院去。
母亲生过那么多孩子，都不是在医院生的，她自己生，自己剪脐带，洗和包。母亲掐算日子，我早过预产期，早该出生了，她怕我是死胎，这才去了城中心。我生下来，过了许久也没哭，医生倒抓我的腿，使出力气打屁股，才拍出我满喉咙自胎里带来的苦水，我的哭声只是呻吟一样的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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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我有福气，生下来已是1962年夏秋之际。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终于缓解了连续三年的饥荒。
等我稍懂事时，人们又有了些存粮，又劲头十足地搞起“文化革命”政治实验来。都说我有福气，大饥荒总算让人明白了，前无古人的事还可以做，全国可以大乱大斗，只有吃饭的事不能胡来。“文革”中工厂几乎停产，学校停课，农民却大致还在种田。虽然缺乏食品，买什么样的东西都得凭票，大人孩子营养不良，却还没有到整年整月挨饿的地步。人饿到成天找吃的，能吃不能吃的都吃的地步，就没劲儿到处抓人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