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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问历史老师我出生前的大饥荒，他脸色忽然变得很苍白，眼睛移开了去。我惊异地问他怎么回事？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猛地站起来，走到窗口，双手狠抓头发，静止在那儿，过了一阵才开口，“别相信你的肉，别相信你的骨头，把石头扔进腹中。灰火咝咝作响时，我们就能抛开天堂危险的重量。”
我吓得呆住了，他朦朦胧胧的怪话，在我听来，比几千万几千万的死人数字更令我震动。
过了很久，他才平静下来。我才知道，他个人开始挨整，就是在那时候写了一封信，向中央政府反映四川饥馑的现实情况。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而我还没出生。信被退回地方公安部门，他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拘押检查。他写的只是说这场饥荒是干部造成的。干部们都讨好上级，往上爬，集体哄瞒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们一连好几年坚持谎报特大丰收，饿死多少人，没见一个人承担责任。
大部分老百姓是不说这些事的，他们软弱而善忘，他们心宽而不记仇。
饥饿与我隔了母亲的一层肚皮。母亲在前两年中一直忍着饥饿，省下粮食给五个子女。当时这个城市成人定量二十六斤，“主动”节省给中央两斤，节省给本省两斤，节省给本市两斤，节省给本单位两斤，落到每个人身上只有十八斤，其中只有六斤大米，其余是杂粮——玉米、大豆、粗麦粉之类的东西。四川人很少尝过饥饿的滋味，饥荒一向是水土流失的黄淮河流域的事，在长江嘉陵江流经的肥沃土地上，粮食从来像年轻人的毛发一样茁茁壮壮。
我们家的五个孩子，都在生长发育期，个个都是抢着要吃。
要吃，也有办法：买高价饼，一个饼要两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两天的工资。我们家一个月的余钱全用来买这种高价饼，也只能每个人半个。过什么节下决心后才去买一个饼，遮遮掩掩拿回家，每人一小角。
三天两头，便有公安局带着手铐，将我们家附近这几条街上的一些人铐走。抢国家粮食仓库的判刑，全是十年以上。再饿死人，国家的粮仓必须满满的，预备与苏修美帝打仗用。说野猫溪一带的人，十有七八做过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真是一点也不过分。为了填饱肚子，很少有几个人能够响当当拍胸膛说：我们家一清二白。我们院子里有一家人，四个儿子有三个进监牢，轮换着出出进进，才使一家人没饿坏。
菜也是按票定量供应的，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卷心菜连菜带皮一起卖，不然，菜边皮都会被人哄抢。做豆腐滤下的豆渣，也是定量分配的东西。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渣，挤压成紧紧的一个大圆盘，是美食，有后门才能弄到。老百姓能自己弄到的食品，是榆树的新叶，是树皮剥开露出里面一层嫩皮，在石磨上推成酱泥。那年四川树木被毁掉不少，就是这样剥光皮后枯死的。野菜野蕈，早就被满山坡转的小孩，提着竹篮子、背着小筐摘尽了，抢吃野蕈中毒的孩子多得让医院无法处理。
大姐带着弟妹们，到附近农村去采一种与草不太能分清的香葱，她让弟妹们在草里找，自己钻进农田里偷菜。农民守命似的守着几棵菜，一发现就拿着长棍子猛追狠打。大姐的背篓里，偶尔才有点又老又硬的菜根。
三哥决不会跟着大姐去挑野菜，也不屑与其他小孩在山坡或田坎上慌神地打转，也不在那些蹲坐在江岸石礁的垂钓者中求运气。他靠江吃饭，再冷的水也敢跳下去。只要看到有什么像食物的东西从上游冲下来，什么菜皮、菜叶、瓜皮之类，他能游出好几里，跟着目标不舍。直到把那东西捞回岸，带到家里，让母亲用水冲洗干净，去掉腐烂的部分，做上几口菜。有时，还能捞双破塑料凉鞋，拿到收购站去卖几分钱。
他不是总那么幸运：江上大部分时间只有泥水滔滔，他常常是两手空空，回家还得受大姐嘲笑。但他还是幸运者，有不少用这种方式寻食的孩子葬身江底——从西藏雪山一路奔下来的江水，一年大部分月份江水冰冷彻骨，在水里一旦抽筋就很难游上岸，眼睁睁被江水卷入旋涡。这些孩子，本来就已经饿得没有力气。
一个孩子用各种方式采集回来一点可吃的东西，有功当然有权多吃。三哥从江里捞回一把萝卜缨的那天，他的脸骄傲地在家人面前转动，吃东西时，故意发出响亮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