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 巴金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孙三代，可是十三岁的初中学生在学校寄宿，他身体弱，功课紧，回家来不常讲话，他在家也不会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说里只着重地写了三个人，就是上面讲过的那三个人。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来的。当初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汪文宣。只有在小说脱稿以后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颜。四年前吴楚帆先生到上海，请我去看他带来的香港粤语片《寒夜》，他为我担任翻译。我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缩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说，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别人不敢随意欺侮他。其实在金钱和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旧社会里，形象早已是无关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书局经理、主任，或者当上银行经理、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弯腰驼背，也会到处受人尊敬，谁管他有没有渊博的学问，有没有崇高的理想，过去在大学里书念得好不好。汪文宣应当知道这个“真相”。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着坏蛋们的谎言，他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来。结果，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我在前面说过对于小说中那三个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评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他们彼此相爱（婆媳两人间是有隔阂的），却又互相损害。他们部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灭亡。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她们不愿意他病死，她们想尽办法挽救他，然而她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样，他愿意活下去，甚至在受尽痛苦之后，他仍然热爱生活。可是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三个人都发了狂？
不，三个人都没有发狂。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他们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牺牲品。旧势力要毁灭他们，他们不想保护自己。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这些可怜人，他们的确象某一个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始终不曾“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他们中问有的完全忍受，象汪文宣和他的母亲；有的并不甘心屈服，还在另找出路，如曾树生。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吴楚帆主演的影片了。影片里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树生差不多。只是她有一点跟我的人物不同。影片里的曾树生害怕她的婆母。她因为不曾举行婚礼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轻视，自己也感到惭愧，只要婆母肯原谅她，她甘愿做个孝顺媳妇。可是婆母偏偏不肯原谅，把不行婚礼当作一件大罪，甚至因为它，宁愿毁掉儿子的家庭幸福。香港影片的编导这样处理，可能有他们的苦衷。我的小说人物却不是这样。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是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我写那几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小说情节逐渐发展的时候，我这样地了解他们，认识他们：
汪文宣的母亲的确非常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妇曾树生所说，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不喜欢媳妇，因为一则，媳妇不是象她年轻时候那样的女人，不是对婆母十分恭顺的孝顺媳妇；二则，她看不惯媳妇“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上馆子，参加舞会，过那种“花瓶”的生活；三则，儿子爱媳妇胜过爱她。至于“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不过是在盛怒时候的一个作战的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因为在一九四四年，已经没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了。儿子连家都养不活，做母亲的哪里还会念念不忘那种奢侈的仪式？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过去的日子不会再来，还是靠媳妇当“花瓶”，一家人才能够勉强地过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觉地常常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而且正因为自己间接地花了媳妇的钱更不高兴媳妇，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媳妇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只会给这位婆母碰钉子。生活苦，环境不好，每个人都有满肚皮的牢骚，一碰就发，发的次数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间的不和越来越深，谁也不肯让步。这个平日锺爱儿子的母亲到了怒火上升的时候，连儿子的话也听不进去了。结果儿子的家庭幸福也给破坏了。虽然她常常想而且愿意交出自己的一切来挽救儿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火却只能加重儿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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