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 巴金
①解放后我为《寒夜》新版写的“内容提要”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
男主人公断气时，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这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沉痛的控诉。”
我想起来了：在抗战胜利后那些日子里，尤其是在停电的夜晚，我自己常常在民国路一带散步，曾树生所见的也就是我目睹的。我自己想回上海，却走不了。我听够了陌生人的诉苦，我自己闷得发慌，我也体会到一些人的沮丧情绪。我当时发表过一篇小文章，写出我在寒风里地摊前的见闻。过了一年多，我写到《寒夜》的“尾声”时，也曾参考这篇短文。而且那个时候（一九四六年最后两天）我的情绪也很低落。无怪乎我会写出这样的结局来。一九五九年年底我在上海编辑《文集》的最后三卷，一九六○年年终我在成都校改《寒夜》的校样，两次都有意重写《寒夜》的“尾声”。可是我仔细一想，觉得仅仅改写“尾声”太不够了，要动就得从头改起，那么还不如另写别的。因此我就让它保存了下来。反正是解放前的旧作，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此，而且作品已经以那样的形式跟读者们见过面了。连我也无法替它掩饰，也不想为它的缺点辩护。
我还想谈谈钟老的事。并不需要很多话，我不谈他这个人，象他那样的好心人在旧社会里也并非罕见。但是在旧社会里钟老起不了作用，他至多只能替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如汪文宣）帮一点小忙。谁也想不到他会死在汪文宣的前头。我写他死于霍乱症，因为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庆霍乱流行，而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却偏偏大言不惭，公开否认。文化生活出版社烧饭老妈谭嫂的小儿子忽然得了霍乱。那个五十光景的女人是个天主教徒，她急得心慌意乱，却跑去向中国菩萨祷告，求来香灰给儿子治病。儿子当时不过十五六岁，躺在厨房附近一张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劝谭嫂把儿子送到小龙坎时疫医院。她找了一副“滑竿”把儿子抬去了。过两夭儿子便死在医院里面。我听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友讲起时疫医院里的情形，对那位局长我感到极大的憎恶。我在《第四病室》的“小引”里“表扬”了他的“德政”，我又在《寒夜》里介绍了这个“陪都”唯一的时疫医院。倘使没有那位局长的“德政”，钟老也很有可能活下去，他在小说里当然不是非死不可的人。我这些话只是说明作者并不常常凭空编造细节。要不是当时有那么多人害霍乱症死去，要不是有人对我讲过时疫医院的情形，我怎么会想起把钟老送到那里去呢？连钟老的墓地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斜坡上”的孤坟里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那位有独特风格的散文作家很早就害肺病。我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一次看见他，他脸色苍白，经常咳嗽，以后他的身体时好时坏，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苏医院。他的性格有几分象汪文宣，他从来不肯麻烦别人，也害怕伤害别人，到处都不受人重视。他没有家，孤零零的一个人；静悄悄地活着，又有点象钟老。据说他进医院前，病在床上，想喝一口水也喝不到；他不肯开口，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病痛。他断气的时候，没有一个熟人在场。我得了消息连忙赶到北碚，只看见他的新坟，就象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连两个纸花圈也是原来的样子，我不过把“崇群”二字换成了“又安”。听说他是因别的病致死的。害肺病一直发展到喉结核最后丧失了声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见过不多，但也不是太少。朋友范予（我为他写过一篇《忆范兄》）和鲁彦（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我那篇《写给彦兄》便是纪念他的），还有我一个表弟……他们都是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一生的。我为他们的死感到不平，感到愤怒，又因为自己不曾帮助他们减轻痛苦而感到懊悔。我根据我的耳闻和目见，也根据范予病中寄来的信函，写出汪文宣病势的逐渐发展，一直到最后的死亡。而且我还把我个人的感情也写在书上。汪文宣不应当早死，也不该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他终于惨痛地死去了。我那些熟人也不应该受尽痛苦早早死去，可是他们的坟头早已长满青草了。我怀着多么悲痛的心情诅咒旧社会，为他们喊冤叫屈。现在我却万分愉快、心情舒畅地歌颂象初升太阳一样的新社会。那些负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要是死而有知，他们一定会在九泉含笑的。不断进步的科学和无比优越的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征服了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谈虎色变了。这两天我重读《寒夜》，好象做了一个噩梦。但是这样的噩梦已经永远、永远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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