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牌友借？要是骗的话，还不光我一个人？每个人要都能骗上两万，几个人加起来，那可是不小的数目。这种骗术和媒体报道的专门骗熟人朋友钱的骗术大同小异。”
柯雷果断地说：“你让我筹措筹措，然后给你回话，你听我电话。”
苏迪说：“你不用回话，这电话是我借别人的，你也没法回。你把钱准备好了，按账号直接给汇过来就行。”
柯雷回答说：“那好吧！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柯雷没去筹措钱，这件事搅得他心很乱：给苏迪汇钱怕被骗，那不仅是损失钱，被骗后的心理创伤，他知道自己承受不了。他一生谨慎，从没被人骗过。那样要背负窝囊一辈子，想想都可怕。不给苏迪汇钱，又背上了个无情无义的骂名，这也让柯雷心里不踏实，自己也不是这种人呀！可是……
柯雷就是在这样矛盾的心理中，被搅得六神不宁。
第二天，又是那个号码打进柯雷的手机，柯雷硬着头皮不接了。他觉得这不是自己的为人，但他无法言对苏迪，干脆就不接电话吧！而且凡是外地陌生的电话号码他都不接了，以防苏迪换个电话打进来。
后来，那个号码又打了两次，柯雷都没接，再后来，那个号码没有再打。
苏迪从此没了音讯。
柯雷把老房子的产权买断了。虽然经历了一番周折，但基本上是照着柯雷最初的意愿办成的。李福全没敢做主给柯雷免欠的包烧费和房费，说权利不在他这，要是半年前还行，现在新厂长把权利收上去了，你还是去找厂长吧！任柯雷怎么说，他都把头摇的跟货郎手中的拨浪鼓似的，柯雷说：“我不白让你免的……”说着把手插兜里要往外掏，李福全赶忙制止说：“你别往外掏！我知道你啥意思，咱明人不说暗话，你给我我也不敢要，因为这事儿我说了不算，我接了也办不成。你我知根知底，我这是实话实说，你别以为我这是在忽悠你，你还是找厂长去，厂长说免，我这绝不挡横卡你，保证说办就办，你看咋样？我这么说你还不相信我吗？我这话可是说到家了！”
柯雷只好去找厂长。柯雷认识厂长，1970年大学毕业，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曾担任十车间的团支部书记，那时，开会搞活动都在一起。这么多年没见了，人一阔脸就变，做了这么大一个厂长，自然人难见、话难说、心难测、事难办。可事儿又不能不办，柯雷硬着头皮去他。见厂长很难，厂区已搬迁，厂办已随车间迁到东郊去了，离市区好远，柯雷打怵跑那么远的路，去了还不知厂长在不在。
柯雷跟熟人打听，知道了厂长的住址，死冷寒天的，去了两个晚上厂长也没回来。他家里的电话、厂办电话、手机，柯雷都不想打，想直接面见，事先不打招呼让他没有推辞的思想准备。柯雷不计辛苦就这么一趟一趟地往厂长家跑。不在家，柯雷就站在单元门口等，任冷风寒气侵袭。终于在第四天晚上等回了厂长。厂长见到柯雷，挺吃惊，一阵寒暄这么多年的变化，柯雷恭贺他新当了厂长，不无遗憾地说：“还是你们当年的大学生有发展前途，像我们这些中学生毕业就进工厂的，被耽误的一代，是啥也不是啊！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你说，出生时刚建国，赶上朝鲜战争，长身体时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该读书时赶上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是好时候了，可年龄又大了，前途和天下都是人家年轻人的了。”
厂长笑呵呵地点头，承认柯雷说的是这么个理儿，说他自己赶上最后一批高考入校的大学生，算是幸运。说柯雷这一批人不走运，但柯雷你算个人打拼奋斗的不错，现在也是本市报界的名记者了。和你当年一起或前后入厂的那些人，有几个能熬出你这个份的？大部分在工厂默默无闻了。不少人还下了岗，能撑着的，是少数熬上一官半职的。可工厂尤其是咱这老牌的机械厂，都没有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和叫得响的主打产品，多年积攒的难题很多。你还说我有前途，说句实话，我接这么个烂摊子，啥前途？不把我陷进去拖垮就算万幸。你这个当记者的不会不知道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议论，我被硬推到这个位置上，不知是福还是祸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