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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趁机“献媚”思滢满意地送了我一记飞吻，“你这才知道娶老婆的好处！”
“继续说！”
琴书铁面无私，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面容不得一粒沙子。
我整理凌乱的思路，勉强道：““规模经济”与“个体户”相比，优势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成本小，没结婚的两个人需要两张床，结了婚就只需要一张；二是，可比价格低，香港报纸上有很多色情广告，广告卖点多是皮肤、身材，或者床上“武功”从来没见过有小姐宣称自己价格低诸如“跳楼价”、“大出血”、“拆迁拍卖”什么的，因为她们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优势老婆是不用花钱的，所以只好在“差别化服务”上作文章。”
我越说越带劲儿，口沫四溅地鼓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琴氏理论”道：“性市场大概是唯一一个供应不足的“买方市场”一方面，小姐们纷纷抱怨“生意越来越难做”另一方面，体制内外的男人们都在进行着“DLY”（作者注释：颇为类似大陆过去的一句口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情形有点像我们经历过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
“这些你怎么都知道的，你有没有娶过老婆？”
琴书问道。
“冤枉啊！我怎么没有娶过老婆！我不是有你们一大一小两位好老婆嘛！”
我嬉皮笑脸地解释道。
“不要在这里贼忒嘻嘻地满口胡柴，我在和你说正经的呢。”
思滢皱了皱眉头，娇嗔地道。
我赶忙正颜厉色，“事情的经过是这个样子的——”
“我表哥那时候曾因为“投机取巧”坐了几年牢，出来后赚了一点钱，据说赶时髦，养了好几“二奶”然后，我表嫂就开始留指甲，时常偷袭他。这两种审判说明，“投机取巧”始终是一种“背德恶行”而“走私”更加不可饶恕。
但根据我表哥的供述，他也确实值得原谅，我表嫂出身名门、“教养过人”对“做爱”有近乎苛刻的要求：事前要先洗澡，还要关灯，除此以外，还不需要遵循“法定程式”要“正面交流”、绝不可“暗度陈仓”等等……这大大提高了他们之间“做爱”这一“经济行为”的“交易成本”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就是“高关税壁垒”阻碍了“货物和资本”的顺利“流动”、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均衡”我表哥虽然不懂经济学，但是他有很好的经济学直觉——他用最直接的话来表达他的意见，那就是：“真他妈没意思”其实，他在这里讲的是一个“利润问题”……”
“怎么又和“利润”牵上关系了？”
思滢被我唬弄得更加摸不着头脑。
“不要卖什么学术名词，在我们姐妹面前，你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注定不会得逞的。”
琴书“义正辞严”地戒备着说。
我只好“灰溜溜”地从两个女人柔嫩的大腿上，缩回正要趁机“走私”的色手，给自己打着圆场说道：“你们听说过张五常吧？就是那个“美国佬的走狗经济学家””
两女都连连点头，我接着道：“张五常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说“交易成本”越高，人就越穷；交易成本降低一点点，人民生活就会快乐很多。这话简直正合我意，法国人心中的完美妻子是“客厅里的贵妇”、“卧室里的荡妇”、“起居室里的仆妇”这其实也是回应张先生的理论：降低“交易成本”我表嫂因为她长期供应质劣价高的“性产品”终于在一九九一年九月被我表哥取消了“交易资格”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离婚了”这对一直持币待购的投资者，准备坐收他们的美满婚姻“红利”的我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从那以后，我见人就说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好一个贪欢好色的“文化人””
琴书忍不住讥讽道。
“因为本人明天就要成为衣冠楚楚的“儒商”了啊，自然要大放厌词、道貌岸然一些”我振振有词地砌词“狡辩”道。
思滢也义愤填鹰，决定揭露本人“贪淫好色”的真面目：“就你这样哪是什么风度翩翩、一派儒雅气质的儒商！你啊，我看就是……”
“我是甚么……”
我连忙竖起耳朵、“洗”耳恭听。
“就是个大淫魔、大色狼！”
琴书接着话说道。
我顿时被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地说：“我抗议，不能侮辱你们的情郎！”
琴书翘了翘鼻子、“不屑”地道：“你是说你还是儒商啊？”
我脸红脖子粗地申辩道：“儒商也是贪财好色的啊，嘿嘿……你老公不也正符合他们的标准！”
思滢摇着头道：“你才是胡说八道！”
“我可没有胡说八道，我说的是事实！”
我急忙表白自己忠心耿耿、天地可鉴。
“证据！”
琴书丝毫不为所动。
“对，证据！”
思滢也在一旁助威。
我塌了一下肩膀，补充了一句，“连儒家的孔圣人都贪财好色，他的门人又能好到哪里去？”
琴书立刻怒火地道：“不许你侮辱我们人见人爱、“万人迷”的孔老夫子！”
“听他解释一下，看能胡扯出来个什么？”
思滢解围道。
我硬着头皮、言之凿凿地道：“什么是“儒商”明明都是商人，叫个“儒商”比别的商人更高雅吗？或者，就比别的商人的思想更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