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探案
“我们面对的好像是一个非常符合正常逻辑思维方式的壮举。我们还得求助于那条古老的至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在这个案子中，指的是我们的调查结果和有学识的科学家们的想法——都不成立时，剩下的任何东西，哪怕是最不合理的，都一定是真相。在这个案子中，中国发现了‘移位’方法，这是事实，只是没有那些科学方法就无法证实。”
哈德逊太太送酒进来的时候，看到的一定是两个神情阴郁的男人。她感觉到了我们心情不佳，因此，很快就出去了，走时很轻地带上了门。
情况更糟的是，第二天上午我收到电报，通知我说有人病危需要我赶过去。那个病人退休以后就住在布莱顿。他只肯让我为他治疗，因此，在福尔摩斯最需要我支持的时候，我却必须离开他了。
我跟老朋友说再见的时候，心情沉重，心绪烦躁。我感觉糟透了，我太让他失望了。这并不是说我能给他帮多少忙，但如果我和他在一起，至少能在精神上支持他。
但是，我除了赶到病人那儿去还能干什么呢？我们一生中都经历过这样那样的意外，我就是在那种意外的情况下成了那个人的医生的。
那件事发生在福尔摩斯和我决定住到贝克贷221 号后不久。我无意中撞见了巴茨县的化装大师斯坦福德，他把我和福尔摩斯拉到了一起，同时我也在无意中得到了一个病人。
我正等着过马路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欣喜地发现那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剔肉者”梯蒙斯，他和往常一样快乐，脸上神采飞扬。
他的绰号之所以叫一剔肉者“，是因为他总爱剔下他吃的每块肉上的脂肪，不管是成肉，还是牛肉、羊肉、猪肉，他都这样做，小心翼翼地像解剖尸体一样。
他剔下所有脂肪，推到盘子的一边，满意地看看剩下的瘦肉，然后才开始吃饭。
于是，我们开始喊他“剔肉者”，这个称呼至少在他的学生时代就一直保留着。
见到对方，大家都非常高兴，不停地谈着我们在医科学校时的学生时光，以及后来我们在耐特利的培训，那是军医的必修课。
他和我是乘同一艘运输船到印度去的。对我们两人来说，那都是一次奇妙的冒险。对我来说，军队里的职位简直是上帝的特殊恩赐，比其他刚刚取得执照的医生幸运得多了。他们竖起一块铜招牌，坐在一间冰冷的屋子里，眼巴巴地等着病人光顾。除了少数幸运儿以外，大多数都要忍受饥饿，难逃贫穷的厄运。
但是“剔肉者”的情况就不同了。他的父亲在布洛克街生意兴隆，虽然没有一再坚持，但他十分希望“剔肉者”拿到执照以后能和他一起行医。
但是“剔肉者”一直享受着作为学生的自由，他不愿意把自己束缚在呆板严谨的生活里，而他的父亲恰恰认为这是病人们所期待的职业品质，对一个医生来说至关重要。
关于“剔肉者”的前途，他的家人曾进行过多次的争论。最后“剔肉者”赢了，家人允许他暂时作一名军医，享受一下自由。
浪迹天涯的欲望消退以后，“剔肉者”回到家中，和他父亲一起当起了医生。
他回来的正好，因为他父亲的健康状况开始令人担忧，经常得连续几天躺在床上。
家里的生意都交给了“剔肉者”。
因此，在喝咖啡的时候，“剔肉者”问我能不能在他父亲卧床不起的时候代理一下。我同意了，因为我军队里工资不多，我不能忽视任何一个能够增加收入的途径。
不久，我就收到了“剔肉者”的便条，问我能不能代理两天。我很高兴地去了。
这样，詹氏高质食品承办公司的詹姆斯。亨肖先生就成了我的病人。
他以前从未看过医生。他的妻子、儿子也是这样。有些家庭人人都身体健康，因此，无法理解别人为什么会生病。正如“剔肉者”说的那样，“如果每个家庭都像他们一样，医生们就得拿着碗到大街上要饭去了。”
但这次，詹姆斯。亨肖先生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他突然患病了。而“剔肉者”出诊去了。我刚刚做完一个手术，这时，一名马车夫来了，要求立即派医生去，詹氏高质食品承办公司的詹姆斯。亨肖先生站在办公室里，腿动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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