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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情随后的发展，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田美云竟然与孙健谈起恋爱，并迅速达到热恋的状态，仅交往几个月便谈婚论嫁。田为民当然极力反对，私下跟蒋队抱怨，就算女儿被坏人糟蹋过，他也绝不甘心她嫁给一个劣迹斑斑的小混混，更何况女儿还是个没毕业的大学生。但蹊跷的是，此后不久，也就是同年11月，他突发急症住进了医院，不久之后便不治去世。蒋队对此很是疑惑，怀疑是田美云和孙健联手害死了田为民，还亲自去医院做调查，详细了解病情，但主治医师表示田为民确实系患病去世，与谋杀无关。蒋队不死心，拿着医院的诊断去咨询法医，法医最终也未提出异议，蒋队也只好在证据面前放手。而田为民葬礼举行过后，田美云申请退学并接管了父亲的生意，转过年的2月，便急不可耐地与孙健结了婚……
当三方面信息交叉汇总到韩印这里的时候，他紧绷的面容终于松弛下来，随即露出许久未见的浅笑。所有的疑惑就此解开，连绑架田美云的绑匪他也搞清楚是谁了！至于证据，那就要看田美云和孙健夫妇俩谁先出卖谁了。
韩印能够想象当田美云听到“铊投毒”、当孙健听到“绑架勒索”这两个关键词时的反应，他们心里一定会霎时涌起一种被对方出卖的感觉，接下来当然就会出现“狗咬狗”的局面。
尾声
回到学院，又恢复教师身份站在讲堂上的韩印，思绪和心态都更加从容，他将刚刚在明珠市办过的案子，条理清晰、逻辑缜密地分享给他的学生们：
咱们今天接着上一堂课的话题继续讨论：所谓人质情结，也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尊崇、依赖、爱慕等情感，甚至会反过来主动协助加害人逃脱法律的惩罚和继续犯案。
以往多起案例表明，此种微妙的情感关系都是加害人在无意识下促成的。而明珠市的案子棘手就棘手在连续几起案件都是精心策划的，犯罪人有预谋地建立此种关系，从而控制一部分受害人，使其成为继续作案的帮凶和敛财工具。
说到这里，同学们一定会问，到底什么样的人能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精髓参悟到如此地步呢？一定是个犯罪经验相当丰富的累犯吧？恰恰相反，这个人没有任何犯罪经验，她甚至是一次绑架案中的受害人——她是女性，叫田美云，她承认一系列犯罪都是她策划并主使的，而灵感来自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孙健绑架她的经历。
1989年元旦刚过，好吃懒做一直企图通过不法手段大捞一票的孙健，在报纸上读到当地励志建筑商田为民的报道，报道中还顺带介绍了他的家人，主要是他女儿田美云的一些消息。孙健因此心生歹意，经过几天的策划，于一个周末绑架了当时在本地读大学的田美云，随后在他的住处对田美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强奸和摧残，同时通过公用电话向田为民提出勒索赎金的要求。可是很快，生性机敏的他发现田为民报了警，于是更加残暴地虐待田美云。差不多一周之后，他决定找个时机杀人灭口。
也许是田美云觉察到生命的危机，故意逐渐地让孙健感受到她似乎并不像先前那般挣扎，甚至当孙健给她吃东西或者喝水的时候，她会做出非常感激的模样，而且在性爱方面有迎合孙健的举动。虽然孙健当时还保持着一份警惕，但他不得不承认，田美云不仅让他感受到生理上的快感，也让他在心理上获得了一种完全掌控他人的成就感。于是他有些不舍或者不想尽快施以杀手，便多留了田美云几天的命，没想到田美云变得越来越温顺，甚至主动表达了对孙健的爱慕，并提出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她假装失忆，让警方对绑架案无从下手，同时让孙健以恩人的角色进入她的生活圈子，之后再寻找机会两人共结连理。
说到这里，同学们应该已经能够感受到，田美云的一系列举动是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典型表现。而且她中的“毒”很深很深，以致最终利用在学校实验室做实验的机会，悄悄盗取大量含有铊元素的溶剂，投进父亲的水杯中，令父亲中毒身亡。而那时无论是医疗界还是警方，均对此种投毒方式闻所未闻，最终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令田美云和孙健得以全身而退。手上沾染了父亲的血的田美云，从此对孙健更加死心塌地。
时间转眼来到几年前，接替田为民建筑生意的两人，终因不善经营搞垮了公司，带着已20出头的儿子，黯然回到农村老宅居住，自此展开一系列疯狂的犯罪。他们首起犯罪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逼债。因为三角债务的关系，田美云一家三口登门向同样债务缠身的吴德禄讨债，无果之后气急败坏地拘禁了吴德禄和宋双双夫妇，并施以虐待。据田美云交代：他们当时一方面是想通过禁锢虐待的方式，看看吴德禄到底有没有留下不为人知的保命钱；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想借此宣泄因现实处境不堪而内心失衡产生的怒火。也正是那种熟悉的情景，令田美云想到被孙健绑架的经历，促成了她第一次以旁观者的姿态，去全面审视自己从受害人到成为毒死亲生父亲的加害人，一直到与绑架者成为夫妻的心路历程。可惜，与很多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受害人一样，即使田美云参透了这种关系的本质，也没有勇气从这种关系中挣脱出来，除去她本身已经惹上命案，更主要的是她已经习惯了依附这样一种关系生存。关于这一点，在我们身边也不乏例子：比如我们经常会在闹市或者路边看到一些身体畸形的乞讨者，其实他们大都并非天生畸形，而是在幼儿时期被一些丧尽天良的恶徒生生祸害成那样的，目的当然是以他们身体上的残疾来赚取路人的同情，从而敛财。从本质上来说，他们也属于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可是当受害人感觉到凭自身的条件无法生存，而加害人又可以给他提供一种生存方式时，便会逐渐产生一种与加害人共命运的心理，把加害人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加害人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面对解救者反而会有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