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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没明白，他既然变态，肯定是受了刺激，既然他不愿意离婚，肯定离婚会给他刺激，即使这么推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种人今天的罪恶你怎么说都不过分，你可以说他罪恶滔天、死有余辜、罪该万死，他肯定是犯了死罪。但是，他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他也是从孩子的时候走过来的吗，如果回头去看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任何罪犯都是由社会造成的，社会可以不承担他现在犯下的罪恶，但是社会却不能不检讨，否则，这样的罪犯照样会层出不穷。你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是怎么说的？”
杨明打开自己的电脑：
“她说，‘你要真正想研究预防这类人的犯罪心理，那我就要告诉社会，抓孩子小时候的抚养教育方式，这个抚养方式应该是决定人性格很关键的东西，而性格发展是决定他后来出现这些行为的重要因素。很多人认为，黄勇犯罪就是因为看了个暴力片子，其实搞心理学的知道，暴力片只是一个导火索。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是却不了解在那之前的东西，觉得太遥远了。我说不对，你忽略长期形成的原因，这样的人还会再出现。’而全国十佳法官、少年法庭法官尚秀云说得更明确，没有不良少年，只有不幸少年，问题少年是问题父母的产物。可是，贾少伟的那篇狗屁文章，把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简单地推给了嫌疑人的前妻，是因为他无知呢？还是因为他轻浮呢？这是不是有些太残忍了？”
“我还是不明白，他杀了人，你不追究他，你还能去追究他小学的老师不成？还能去追究他的父母不成？”
“从法律上说是不可能追究的，但是从社会责任上说，从社会良知上说，就有一个追究的问题，这个追究不是追究谁的法律责任，而是说，如果我们的社会始终不认识出现这种变态狂的社会责任，那么这种人我们永远也消灭不了，只会越来越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认为，变态者的成长过程中，生活、家庭环境存在一定欠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家里给了他过度的母爱或父爱满足。另一种，他在家庭里得不到应有的爱。这两种情况，导致他们进入社会后自己原来的思维模式要与社会发生冲突。家庭教育的正确与否，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与否至关重要。德国2002年发生了校园血案，《柏林日报》曾经发表过社论，向社会向民众发出这样的警告：‘他在头脑中向社会宣战，而我们却一无所知；他在控诉我们，却不告诉我们。’这种清醒的检讨态度无疑是给我们做了榜样。”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这不过是你的推断，你并没有事实来证明你的看法。”
杨明大笑起来：
“你真是高抬了我。我在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我一拍脑门子想出来的，我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你如果有兴趣，你就看看我搜集的材料吧。”
赵小薇想起上次看了他的材料大开眼界，马上跑过去在他的电脑上看起来：
从各种案例看到，变态杀人案有两个明显的外在特征。其一就是，作案者大都有监狱服刑或被行政处罚的经历。由此，有人认为，变态杀人案暴露出了中国监狱教化功能的严重失败，是“劳而不教”。
据警方介绍，北京的李平平曾在1980年5月，因流氓罪被判处管制1年；1985年12月，又因盗窃被处拘役6个月；1996年，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15天；河南的黄勇被政府处罚过；杨新海则是在被劳教两次和劳改一次后开始杀手生涯……
然而，韩玉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几十年来，我国对犯罪人实施的强制性改造，总体效果是好的。90%以上的服刑人员走出监狱后不再犯罪。而国外许多国家的重犯率达到了一半以上，相比之下，我国的监狱改造是成功的。但另一方面，我国人口基数大，服刑人员也多，而且服刑者是流动的，如此庞大的服刑人员，即使很少一部分人重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因而，会给人一种“劳而不教”的错觉。
韩玉胜说，今天，有人说“变态杀人”者有一些是重犯，因而就将责任追究到我国的监狱改造制度上，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客观的。事实上，公众更应该注意到，导致这个罪犯第一次犯罪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