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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罪犯的第一次作案原因是什么，人们注意到，当他们刑满释放重归社会后，如果没有正常的工作，又没有合理的谋生手段，还是可能走上老路。河南杨新海案的公诉人漯河检察院副院长温国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对刑满释放人员能做的只有‘不歧视’，很难给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如果给他们安排工作的话，就会给社会造成不良的引导，可能有人专门为此去犯罪，也可能影响到正常的社会价值体系。所以说，我们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置问题其实很为难。”（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如何应对变态犯罪者的悲剧？》）
（《光明日报》柏林5月9日电）一些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在德国并不是一关了之。人们认为，如果将判刑的青少年长期关在狱中，一方面会使其脱离社会，另一方面，又会受到“交叉感染”。德国《少年法院法》规定，要对犯罪青少年进行社区矫正工作。如要求青少年犯在一定时限内，由专职人员指导和监督在一定的场所进行社会公益劳动，使青少年犯通过社会服务来补偿其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并在社会服务中建立社会责任感，同时树立自尊、自强的人格意识，促使其悔过自新。
青少年违法犯罪原因复杂，既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又有青少年自身生理、心理方面的因素。只有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去做工作，才能有效防止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象。
爱是造就爱的能力
［德国］E·弗罗姆
在物质财富方面，给予意味着富裕。真正富有者不是腰缠万贯而是能慷慨解囊的人。从心理学上讲，守财奴终日惶惶然恐有所失，无论他占有多少财富，他其实都穷困不堪，一贫如洗。乐于给予者都富有阔绰，他时时感到手头宽裕，足以帮助他人；只有当他一无所有只能勉强度日时，他才再也不能从施予财富中得到快乐。不过，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对生活必需品的理解因人而异，这取决于每个人的人格和他的实际物质占有程度。众所周知，穷人比富人更乐于奉献，但超越一定限度的贫困却使给予不复存在，原因并非是它会直接招致痛苦，而是它剥夺了穷人在给予中所能体会到的快乐。
但是，给予的最重要方面并不在于物质财富范围内，它存在于人性特有的领域。人把什么给予他人？他把他自己、他最宝贵的东西、他的生命奉献出来。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这首先是指：他把自己的生机、活力给予他人。他给予别人他自己的欢乐、兴趣、理解、知识、幽默、伤悲和自己活泼生命的一切表征。他把生命力的内容给予出去，由此充实他人，丰富他人；他深化自己对生命活力的感受，由此使他人的生命力振奋旺盛。他并非为获取而给予，给予本身即是无与伦比的欢乐。但在给予时，他不可避免地会激活他人身上的某种东西，后者反过来又会作用于他。所以，在真正的给予中，给予者不可能不获得某种回报。给予意味着他人也成为给予者，双方都分享着他们所唤起的东西赋予他们的欢乐；给予既为与者也为受者造就了新的人生，双方都蒙受新生的福祉。
就爱而言，这意味着：爱是造就爱的能力；无能即是无力于造就爱。
马克思曾以优美的笔调表述过同样的思想：“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跟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能实际鼓舞和振奋他人的人。如果你的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造就出爱，如果你作为爱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现没有使自己成为被爱者，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而这种爱就是不幸。”给予即获取，这并不仅仅局限在爱的领域。教师受教于学生，演员受惠于观众，心理分析专家受益于病人。只要施受双方不把对方对象化，只要双方处于创造性的纯真关系中，那么给予必然意味着获取。
毋庸赘言，爱既然是给予，爱的能力必定依赖于个人性格的发展。只有那些具备完全生产性倾向的人才可能爱。这种人已经克服了依附性以及全知全能的自恋妄想，摈弃了剥夺他人或聚敛财富的欲求；他对自己的人性力量充满信心，敢于单凭自身的力量去达到目标。谁缺乏这些素质，谁就害怕贡献自己，丧失施爱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