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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这确实不是那种用高压约束就能干好的工作。如果我没有了诚意，就该给我一条出路。我糟糕的健康状况也许是一个理由，但在他们看来，却更应该是我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理由。为了避免我们之间最后的谈判，我决定不撕破面子，选择不声不响地离开，但愿他们能随我去了，息事宁人。

　　现在，既然乌里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也许我该重新考虑自己的计划。

　　我干完手里的活儿，按原计划在2001年2 月动身了，盼着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

　　很不顺利。在和对方交火当中，我头部和手臂都受了轻伤。我昏迷了一整天。醒来的时候，我失去了一部分记忆。地点，日期，都在脑子里乱成一团，毫无头绪。完全想不起来我在哪里，干了什么，又怎么到的现在这个地方。几个当地人看护了我几天，告诉我现在是在黎巴嫩。直觉告诉我必须马上走，可是我却很想留下来。一个声音对我说，不要再会以色列去，否则会有危险。这种状况之下，去哪里呢？

　　在机场，我下意识地到行李寄存处取了自己的护照、钱和药片。我想都没想，买了一张去雅典的机票。就像是条件反射。从雅典我转到伊斯坦布尔。直觉告诉我，会法国去。我又买了一张飞巴黎的票。我的钱也不够去别的地方了。我慢慢好起来。

　　记忆断断续续地回来了，我被一种难以言状的焦虑所占据。我觉得有危险，但又说不清这危险从何而来，为什么而来。

　　在候机厅，我要了一本咖啡想让自己放松点，这时候一个同事从我身边冒了出来。我认出了他，这人曾在我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笑着叫住他。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去‘工作’。”他高兴地回答道：“你呢？”

　　“回去……我想……”

　　“你想？为什么是你想？没事儿吧你？”

　　“我想……”

　　我注意到他的左手包着纱布。

　　“受伤了？”

　　“问题不大。你碰到什么事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太踏实。他没再问我什么，聊了聊他的家庭，他的打算。我们彼此都很愉快。我登机的时间到了，他站起身，送我去检票口。

　　等候的时候，我听他一直在喋喋不休。有些记忆挡也挡不住地涌现出来。突然，我好像听到乌里的声音。“你要当心……我怕你会对自己过于信任的人放松警觉…

　　…要注意你的左肩上方。”为什么特别提到左肩呢，好像是要告诉我，有某个人会从这个方向出手？其他的记忆也重新回来了，Krav Maga ，从最直接路线出手的方式。乌里和我这样说，一定是知道了下手的人是谁，而且知道这个人只会用右手来发起攻击。可是为什么……

　　闪电一般，答案终于跳了出来。只有在左手受了伤的情况下，他才不可能用那样的路径发动攻击！同事左手缠着纱布的情形就在这当口跳到了我脑子里。我转过身去，就在他把微型注射器向我扎过来的那一瞬间，我用已经摆出Krav防卫招式的手臂，反推过去。真是难以置信，在这么多年共事之后，他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背叛我！他霎时脸色大变，满是惊惧……

　　“求求你了，我有三个孩子……”他哀求道。

　　我一面毫不留情地把注射器扎向他，一面对着监视器露出灿烂的笑脸，不让旁边的人察觉。

　　“早该想想他们，别这么利欲黛心。我现在没的选择。”

　　针管空了。我把它收进口袋，用指甲将针头取下。也就比一只臭虫大不了多少，等一到法国，我就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把机票递给乘务员，向那个同事做最后的告别——他已经药性发作，无法动弹。坐在运送乘客的班车里，我看到他倒了下去。就像是心脏病突然发作。有人冲过去救他。我清楚，他嘛，已经完蛋了。

　　我没有任何愧疚。能不让这一幕重演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得比他们更冷酷无情。当然，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很难过。调整一下心态吧。所有这些都有它的方向，我不可以忘记斗争的第一动因：拯救生命。也就这么一回，我先拯救了自己。

　　2001年3 月1 日：在Telaviv －Tiberiade 线路上，一出租车站遭人体炸弹袭击，一死九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