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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消息让我有点小小的兴奋。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有难度。我是说法语的人，而且一直这样生活，所以不存在语言问题。显然我得利用这个语言优势训练自己像阿拉伯人一样交谈，而且基本上不可能露马脚。作为一个在法国左派思潮笼罩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中同情巴勒斯坦的人占据多数——我进入角色将毫无困难。离开基地和宿舍，这对我来说似乎也是个好机会。

　　只剩下一个关键问题：“鼹鼠”这种工作性质令我厌恶。我更喜欢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溜达。我决定不勉强自己。既然我无法抗拒这次任务，那就执行好了，但没人能强迫我表现得过于热心。这样的话我能找到自己的尊严，某种意义上显得公平点。如此我只不过是个演员，并没把自己搭进去。美好的幻想。

　　负责接待我的家庭舒适干净。一家人都努力给人留下好印象。我因此倍受宠爱，有幸享受了女主人和她四个女儿美味的烹调。头几天就在美好的气氛中这么过去了。

　　安排有祷告时间和政治辩论的周末到来了。气氛为之一变。演说者宣泄出来的仇恨令我不寒而栗。他们注意到我有些不自在，于是交换了一下意见，回过头给我上了一堂经过“修正”的历史课，而怒火也再次燃烧起来：

　　“你回到祖国来做的对，你的位置在这片土地上。”

　　至少在这个观点上双方非常一致，我嘟囔着想。

　　“我们需要所有人回来和犹太分子战斗，把他们从巴勒斯坦赶出去，”这家的主人还在演说。“我们将摧毁敌人直到最后一个，因为我们随时准备为此牺牲，虽然有那么一些人不愿为这片土地去牺牲。当每一个以色列家庭都有孩子在攻击或者交战中送死，他们就会因沮丧而滚蛋，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无心再笑。我严肃起来。眼下这种情形丝毫不是装样子，也并非单纯的隔阂。

　　这是发自肺腑的仇恨，它足以驱使这些人不顾一切。我意识到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我无忧无虑的青年时光也就此一去不再复返。我语调平和，开始提成串的问题，试图辨别听众中有谁可能加入恐怖主义阵营。所接受过的那些训练，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用武之地。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靠近以色列方障碍工事的地方，就在士兵驻扎地出口。借住人家的几个儿子追上一帮孩子和少年，他们正在羞辱士兵，投石块，焚烧轮胎作路障。我和其他等着上场的“示威者”呆在一起，远远地观察着孩子们的所作所为。

　　我的向导突然看了一眼表，很抱歉地说：

　　“记者很快就会到。我先走了，我得去安排他们的位置。”

　　“安排位置？为什么？”

　　“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会做报道。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坦克但有镜头。只要给记者他们想要的东西，作为回报我们会被全世界所了解。一定要帮他们找到好位置，这样才能不冒危险地拍出精彩照片来。不然的话，他们会随便找个地方呆着。

　　你在这儿别离开，这角度不错。我半小时就回来。”

　　在我旁边，一名少年正双手高举，兴奋地跳来跳去。准确地说是一只胳膊，另外一只已经残了。我问他：

　　“怎么受的伤？”

　　他骄傲地回答：“向士兵丢炸药的时候，一些在我手里炸了。”

　　对这种愚蠢的无谓牺牲，我埋怨道：

　　“丢石子就不会出这种事！你扔炸药干什么？”

　　他一脸惊异地看着我：

　　“我加入战斗啊……而且这是付钱的。”

　　又一个新鲜玩意。

　　“付钱？多少钱？”

　　“5 个新谢克尔1.投石头不给钱。丢炸药划算些。”

　　“双手健全更划算！”

　　他使劲摇头：

　　“我不在乎，我会战斗到死。如果阿拉需要，我也会成为烈士。你看，记者的车在那边。我去那儿了啊。”

　　我试图阻止他。

　　“什么，你到那边去？就举着这么一只手？”

　　“是啊！我对他们说过，这是我从以色列人手里抢手榴弹时炸坏的！来吧，我把你介绍给他们，我全认识！你和他们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