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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师这职位不错。每天要花两个小时在上班的路上，我在车里放上以色列音乐，把音量开到最大。这是我最放松的时候。

　　但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慢慢窒息。那个梦想重新回来敲门了，在清晨的风里，在市场货摊上熟透的水果和照向干裂地面的阳光里，都透着它的味道。

　　于是我以短期旅行的形式，重新开始办理去“圣地”的手续。我认为迟早能说服母亲跟我走。而在她看来，我这次旅行更像是日益明显的离弃。不知不觉我们之间的裂痕变深了。她很难过，因为她发觉不再有力量给予我最大的幸福。

　　母亲日渐显出疲惫，但拒绝去看病。我白天工作，晚上也几乎见不着她的面。

　　我通常深夜才回家。对母亲的病情发展我没有引起重视，直到那天她发了高烧。我没去上班留下陪她。烧一直不退。等送到医院，医生诊断已是淋巴癌晚期。三个小时后，她去了。

　　我陪着母亲到最后一刻。灰色的发卷散落在她脸上，我不停地摩挲着它们，为她哼唱那首赞美诗： "它们垂到脸上，就像加拉德。山上的羊群，" ……而她微微笑着！这些场景，连同这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连同她肿胀的脸上每一块青痕，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晚，我最后看了她一眼，安详，平和。看到她不再有痛苦，这给了我些许安慰。我感觉不到母亲的存在了，她身子轻飘飘地一动不动，我明白她是真的离我而去了。

　　母亲的走令我茫然，我没了继续留在此地生活和工作的理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既是痛苦不堪的孤独，又有完全自由后的兴奋。

　　我也该动身了。

　　1993年 11 月间，“回到”以色列的那个晚上给我留下了迷人的记忆。我的目光越过飞机舷窗落到这片“圣地”，它是被人如此热爱，如此渴望又如此充满理想色彩。它布满点点灯火，被幽暗的海洋包裹在中间。在漫长的飞行之后，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最终伴着降落同时来临，落向这个美好的地方，落向我。大巴上面，“公共”告示是用希伯来语写的：不准吸烟，不准和司机交谈，不准吃带核食物…

　　…棕榈树在晚风里摇曳。一面面以色列国旗像是专门在那儿反复向我证实：“你没有做梦，这回是真的！”Eretz Israel，" 以色列圣地" . 或者，就像这里所称呼的， HaAretz：“祖国" .

　　一进机场大厅节奏就紧张起来。有三条通道供选择：“以色列公民”，“移民”，还有“其他”。我深夜到达，可是所有人都在热情欢迎我。我说的希伯来语显得年代久远，不好懂。不过我是跟磁带学的……而他们说的，我也觉得有不少糟糕的语法错误。很快就找到了暂时的解决办法：多数时候说英语，夹杂一点简单的希伯来语。一些年轻士兵，有男有女，正忙着办理手续和进行安检。我察觉到一个女兵在“测试”我，她轻轻把我推到后面但又尽量不做得那么明显，意思要我别走得那么快。我明白过来并配合了一下。欢迎来到中东。

　　走出机场，我便触摸到了热热闹闹的以色列社会。不断有出租车按着喇叭擦身而过，有行人在高声打招呼。一辆警车停在路旁，收音机的声音开得老大，三个半大不大的小伙子正兴高采烈地在车里你推我搡。

　　我差点没赶上开往特拉维夫的最后一班222 路公车。司机从后视镜里打量着我，样子有点紧张。我不得不承认，他实在是年轻而且讨人喜欢。我的箱子把过道给挡住了，不过车上没什么人所以司机也没说什么。开过几站后，一个新上车的乘客走过来教训我：行李应该放到储藏格里去。他是对的可惜说晚了点，箱子这么沉，如果司机不愿停车帮我安顿，我也无能为力。我无奈地耸耸肩。这人又过去找司机，司机任他讲了一大通，最后很生硬地说了句什么便结束了这次争论，可惜我没听懂。

　　我是最后下车的。司机确认我没有弄错目的地，这才帮我把行李拿下去，然后两眼炯炯地看着我，很郑重地道别。说不出为什么，我有一点留恋…… 　　车站在一个很大的交叉路口，周围都是豪华酒店。虽说车来车往，我还是能在夜色中嗅到一股熟悉的味道，是被挟着咸味的风带来的：大海。

　　“你就在那，”我寻思，“你肯定在那，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