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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自尊心收进壁橱，坐下来吃东西。胃口好极了。接下来，我在所有他们递过来的纸上签名，连看都不看。何必呢。走的时候，乌里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对了，有一个！

　　“只能提和现在有关的问题，”他纠正了一句。“至于以后，你到时候会知道的。”

　　第一个问题就这么被噎回去了。不过没关系，我还有其他的问题就在嘴皮上打转呢：

　　“这套把戏，我猜在我之前你对别人也玩过吧？”

　　“对，但不是经常。”

　　“为什么？”

　　“志愿来参加选拔的人多了。一般来说，如果给他们一份合同，他们都会热情洋溢地接受。你知道吗，这是被人羡慕的好机遇，至少人们会因为足够的爱国主义而接受它。”

　　“我是个爱国主义者！我再说一遍，我是出于爱国主义热情才志愿来这儿的。”

　　“我知道。”

　　我继续：

　　“被你试过这套把戏的那些人……有女的吗？”

　　“没有。”

　　“那么其他家伙……最后那个……他挺了多长时间？”

　　又是一阵哄笑。再一次，我为自己的敏感而恼羞成怒。

　　“别担心，你创下了不坏的记录！首先，你能够向我们提出合同措辞的问题，而其他人，在我们做详细讲解之前都没有质疑过什么。其次，你很少采用大喊大叫的方式。这是不随大流者的固有特征。有性格很好，但是在死路一条的境况下不能自拔就很愚蠢。你妥协得越快，说明你明白的越快。在这种处境中”死扛“是不明智的表现。对我们来说，不随大流很难得，但白痴似的不随大流却毫无用处。对这种人我们会让他在监狱里呆段时间，也就一到两年，如果他出去把事情说出来，也好解释成这是磨练他。”

　　如此这般让我安了心之后，乌里摆出了神气活现的样子，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我，一字一句重申：

　　“如你所说的‘死扛’，你并没有得到好处。另外我马上会让你明白，任自己和我们对着干将永远得不到任何好处。现在你和我们合作，一切会好起来。离开这条路，你会麻烦多多。懂吗？”

　　这显然是威胁！我点头，他笑了，在我肩上拍了一下以示友好。我又一次强压住自尊心。眼下，是他手里握着通行证，但等着吧你这家伙，等牌局一变我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需要一个月，一年，或者十年，可我会做到的！

　　两小时后，我从监狱里放出来被送进医院。他们拨给我一个单间。它并不比我刚住过的地方宽敞但至少我能让门开着。

　　三天里，身体检查和别的把戏一个接一个：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心理运动上的，还有其他差不多的玩意。刚开始我不想让健康状况显得太好，但很快就放弃了这想法，我对那些没有结论的荒谬的测试百依百顺。最后一天有个男人来访。他自报家门叫多夫，是我的教官，而我则为看到一个不穿白大褂的人感到满意。

　　那些测试都在我脑子里，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我总算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了点骄傲感。这良好感觉没持续多久，甚至没来得及体会，因为多夫短短一句话就把这些念头全打发了。当时我们在谈论心理分析医生对我做出的有利报告——“至少我敢保证本人精神健康！”我不无得意地说——，他反驳道：

　　“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更为确切地说是，你的病理状况和你将进行的活动相适合。”

　　这句话让我局促不安：干这一行还得受病理之苦吗？我可认为它是专为具有钢铁般心理素质的精英分子和杰出人物所准备的。我对多夫讲了这番想法，他听了没有笑，只是像艾尔戴德那样耸了耸肩。

　　“你以为一个心理平衡的人能干这种工作吗？他可以找份轻松愉快的活儿，有个小家庭，驾驾四轮马车什么的！”

　　可怕的真相！我无比惊愕。我不再把这行业看成是佼佼者的专利了。就是执行而已：一种病的结果，病理的表现。人家刚才说的是病理说的是治疗。恢复正常就意味着离开这行当的时候到了。

　　这一天标志着我开始进入到和体制的冲突之中，其结果便是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