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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用的绳子你放哪儿了？”
“扔外面了？垃圾桶？好像也不是，我杀人后很害怕，后来又喝了酒，到现在头还是很痛，脑子一片糊涂，好多细节都记不清了，我……我怎么会就这样把人勒死了，我……我根本没想杀死他的……”他痛苦地按住头，轻声啜泣着。
……
一名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的官员暂停了投影上的视频，看了眼对面坐着的一干警察，随后面向所有人：“审讯监控很明显证明了，下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存在诱供。”
那些警察各个脸上透着忐忑不安，面对人数比他们还多的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和检察院的领导，仿佛做错了事的小学生，不知所措。
赵铁民咳嗽一声，道：“你们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大队长停顿几秒，鼓起勇气回答：“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不算诱供，这是正常的审讯。”
“不算？”检察官鼻子哼了一声，看着手中材料，“你们审讯张超时，问他从正面还是从身后勒死嫌疑人，他说记不清，猜了个身后，你们让他再想想清楚，不就是暗示他死者是被人从正面勒死的？还有作案工具、犯罪时间等等细节，他交代时明明说记不清楚，为什么最后他的认罪书上写得这么清楚明白？还不是你们查了现场后，要他按照现场情况写下来的？”
大队长对这个质疑无言以对，张超被抓后，对杀人一事供认不讳，但一些细节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杀人后，在紧张恐慌的情况下，自然会对一些细节感到模糊，何况他后来又喝了酒。警方调查了现场后，张超也对调查结果没有表示异议，最后也是在完全心甘情愿的情况下写下认罪书。
当时录口供时，张超态度很好，供述细节上他自己记不清时，警方自然会根据现场情况对他进行提醒，所有审讯都是这么做的。谁曾想到他在杀人这件事上供认不讳，却在细节交代中耍花腔，故意说记不清了让警方提示他，等到庭审翻案后，检察院调取相关的审讯录像时，这审讯过程就成了警方无法辩驳的“诱供”。
他觉得张超从被捕那一刻，就给警方下了一个套。
检察官打量了一会儿这队沉默的警察，突然严肃地问：“你们说实话，张超被捕后，你们是否对他有过刑讯逼供？”
“没有，绝对没有！”大队长脱口而出。
其他警察也集体附和起来，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模棱两可。更何况，天地良心，他们真是冤枉，他们自问张超被捕后，认罪态度好，而且这案子性质上是一时冲动，情有可原，所以他们从未对他施加一些强迫审讯的手段，相反，在初步调查结束后，他们就把张超送入看守所，还给了独立的单人监牢，后来虽说又提审过几次，但都是一些简单的细节核实，可以说，张超从被抓进来到最后庭审的几个月里，从未受到过任何虐待。现在整个社会和上级机关都质疑他们刑讯逼供，真是百口莫辩。
检察官脸上透着不置可否的表情，看着其他专案组成员，严肃地道：“对于具体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调查，目前看，诱供这点是确凿的，程序上违规了。”
警察们无法辩驳，检察官打发他们先出去，由专门人员单独对话。
一队人默默地站身起立，沮丧地挪步离开，到门口时，大队长突然转身面向诸多领导，大声道：“我发誓我们没有对张超刑讯逼供，可以安排他本人跟我们对质。我敢肯定张超绝对涉案，这是他故意设的局，就算现在他翻案了，我也肯定他一定涉案！”
开完这个专案组的初步交流会，组长赵铁民回到了办公室，看着面前一堆资料，包括张超来回北京的机票、机场登机记录、北京的住宿记录、监控录像的人像识别鉴定报告、他在北京与客户会面的多方口供，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张超在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段内，人在北京，没有任何的犯罪时间。
张超坚称，他没有杀人，之所以会提着装江阳尸体的箱子，是因为他3月2日早上回杭市后，就去找了江阳。那套房子他和江阳都有钥匙。他敲了门，没人应，于是他自己掏钥匙开了门。进门后他就看到摆在地上的一个大箱子，打开发现了江阳的尸体。张超当时很害怕很紧张，他检查了房子，门锁没有明显损坏痕迹，窗户也是关着的，只有他和江阳有钥匙。加上最近他多次和江阳发生争吵，声称要把江阳赶走，就在两天前还打架惊动了派出所。因此，突然面对这样一个装着尸体的箱子，他担心匆忙报警后，警察很可能会怀疑是他杀的人。他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非常害怕，于是在房子里喝了许多酒，结果脑子更是混乱，才头脑发昏想到直接去抛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