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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奇怪，他业务很忙，经常出差，我也是职业女性，有自己的事业，在工作上我们两人彼此尊重。他工作之余是很顾家的人，对我很好，我当然支持他的事业了。只有没有自信的女人才把生活一切都寄托在丈夫身上，管得死死的，什么都要问个一清二楚，我可不是那样的人。难道您每次晚上执行任务，您妻子都要问个不停吗？”
警察胸口有点疼，感到这女人和她丈夫一样，都很难对付。
“对，我那天是要跑宁波见个客户，这是早几天就安排好的，那个案子很重要，一直是我在跟进。”李律师面对警方询问，如此说道。
“张超有没有向你提过北京两个案子的事？”
“没有，我不知道北京有两个客户，大部分业务都是老板亲自接的，接到委托意向后再视情况，有些交给我们，有些他自己进一步跟客户联系。”
“也就是说他从来没跟你提过北京的两个客户，然后他自己跑去北京见客户了，你觉得这正常吗？”
“不知你们说的正常是指哪方面。如果是两个小案子，还只是委托意向，没有正式签协议，老板专程跑到北京当然不正常。”
“我们问的是业务流程方面。这两起小案子你们律所就算接了，也不会张超亲自处理吧，要分给你们或者助理，他不需要先跟你们说下情况，征求你们意见，自己就去谈业务了？”
“那是当然的，他是老板嘛，而且他的专业性比我们都强，老板很懂得判断一件委托接还是不接。大部分时候是他决定了是否接受委托，再把工作分下去的，只有复杂的大案才需要大家一起商量接不接。”
第六章
“铁民，坐，”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栋摆摆手，示意赵铁民坐下，掏出烟，扔给他一支，自己也点上，脸上透出不可捉摸的表情，说，“待会儿我还有个会，就不跟你废话了，今天找你来是问问关于张超的事。江阳是张超杀的吗？”
赵铁民看了眼高栋，心里开始猜测。
高栋是公安厅主要领导里唯一一个干刑侦出身的，过去曾是全省公安系统闻名的神探。赵铁民前些年在刑侦总队工作时，高栋是总队长，是他的老领导。不过后来高栋当上了副厅长，这级别的领导再也不会参与具体案件的侦破工作了，顶多给予一些所谓的理论指导和人事安排，案子破了，自然是“在公安厅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案子破不了，也怪不到他头上。
尽管张超的事新闻上闹得很大，但在高栋这级别的领导眼里，依然只是小事一桩，无论最后是什么结果，只会成为领导训诫会上一句“吸取深刻经验教训”。所以今天高栋找他来专门谈这案子，不由让他好奇。
赵铁民谨慎回答：“我们经过和法医的反复确认，尸检报告没有问题。被害人江阳在3月1日晚上被人勒死。张超也确实在3月1日中午就坐飞机去了北京，直到2号早上回来，这期间的行程有足够证据支持。因此……人不是张超杀的，这点可以肯定。”
高栋似乎早知道了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听说检方初步结论是刑警诱供？”
赵铁民为难地挠头道：“检察院嘛……他们法律是很精通，不过都是坐办公室的读书人，不会站在我们的角度体谅实际工作。下城刑警的审讯流程在我看来没问题，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抛开口供，当初物证方面很完整，江阳是被绳子勒死的，绳子上留有张超的指纹和DNA，指甲里有大量张超的皮肤组织，张超脖子处也有相应的抓伤，典型的搏斗伤。唯独当事刑警根本没想到张超那天去了北京，还和两位客户见过面。回头看，当初他配合刑警录口供，是故意设了个局，让他们在程序上对他诱供。”
“有意思，”高栋微笑着弹了下烟灰，“定罪和翻案都证据链齐全，这案子很特别啊。现在这届政府在做司法改革，省里也平反了一些案子，不过都是过去物证漏洞百出、光靠口供判的案子，像这样定罪三证齐全，翻案也三证齐全的，我是第一次见，值得研究。嗯……那既然人不是张超杀的，为什么他要认罪？法庭上他说受到压力才写下的认罪书？”
“张超他本人承认办案刑警没有对他刑讯逼供，只是公安局的环境给了他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理由很蹩脚。”高栋笑着摇头。
“对啊，”赵铁民摊开手，无奈道，“但他非要说他因心里恐惧写了认罪书，我们也没办法反驳他。他是刑辩律师，口才相当好，比我们的刑审员还能说，现在已经连审几天了，刑审员轮班换着来，可他精力出奇地好，整天对我们讲故事、谈人生，不管什么问题，他都能用别人听起来合理但我压根儿不信的理由解释过去。而且……各界都怀疑警方刑讯逼供，监察人员也进驻看守所，多次找他了解情况，监察人员还觉得他解释得合情合理，认为杀人与他无关，搞得我们对他的审问工作很谨慎克制，相当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