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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被褥，我只能裹着衣服躺在硬床板上，开着电视睡觉。我总是迷迷糊糊地听见她的声音，每次都猛然惊醒，却发现只是电视的声音。我真希望我所经历的只是一个噩梦，真希望我醒来时看见她正在阳台晾晒衣裳，黄昏余晖映出她可爱的身体轮廓，或者她忽然推门进来，手里提着的塑料袋还贴着超市的标签。可是她已经走了，不会再出现了。 第二天上午，我独自站在镜子前洗漱，将红色和蓝色的牙刷放在一个杯子里，然后带上房门离开。那天我重新踏上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从此孑然一身，无牵无挂，这个躯体是行尸走肉，这颗心不再属于凌一尧，而这条命我敬老天爷。

 

　　回到戈壁滩，别人问我事情处理得怎样，我嘿嘿地笑着说一切妥当，一副无比幸福的模样。我不是可怜虫，我不需要博取所谓的怜悯，我已经丢了灵魂，但尖牙与利齿还在，我可以参与残酷的争夺。

 

　　我变成工地上脾气最古怪的人，工作时精力充沛，休息时嘻嘻哈哈，但监理都对我敬而远之，因为我一会儿像哈巴狗一样对他们点头哈腰叫爷爷，一会儿像疯狗一样对他们凶相毕露，甚至趁着酒劲追打吹毛求疵的小监理。合伙人经常数落我，却又纵容着我，因为他们不方便与别人翻脸，他们需要我这样的疯狗。 　　 　　只是，一闲下来，我就开始发呆。同事开玩笑说，我是“墙角里的一根打狗棒”。 　　 　　我们经常会请业主或者质监站之类的人吃饭，我每次都咋咋呼呼，哗众取宠地说着各种庸俗的荤段子，然后拿出同归于尽的架势来喝酒，一杯接一杯地死磕。所有人都夸我海量，年轻有为，前途不可估限，但我知道，酒场和官场都是谎言的集散地。

 

　　我蹲在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吐，然后趴在地上哭，旁边的同事都开心地笑，所有人都知道我酒劲上来就会哭，却没人知道我到底在哭什么。那几个月里，我与她完全没有联系，似乎这辈子都老死不相往来。我在遥远的新疆数着每一次日升月落，期待将她遗忘的那天，可是一旦每次喝得酩酊大醉，每次从噩梦中惊醒，我都会疯狂地想念那个熟悉的名字。

 

　　可是酒醒之后，站至人前，我还得每天强颜欢笑，听别人讲我酒后的失态模样有多么傻逼多么傻逼多么傻逼，然后我和他们一起笑得直抹眼泪。

 

　　那里的生活极其枯燥，业主项目部的司机小廖用U盘传给我一些歌曲，我把那些它们一股脑全装进手机里，从凤凰传奇到维塔斯，从摇滚到红歌，我毫不挑选地挨个儿听过去，在空旷的戈壁滩上一边开车一边高声嚎唱。

 

　　唯独有一首歌让我不得不将车子停在路边，捂着胸口，趴在方向盘上缓气———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电力企业是一个不差钱的豪门，但不包括2012年在建的太阳能发电站，由于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制裁，光伏电站顿时陷入资金泥潭。新疆戈壁滩的气候恶劣，通常四月份才能正常开工，十月底就完全不具备施工条件，我们提前一个月冒着冰雪和低温开工测量放线，终于在十月基本完工。

 

　　此时的业主暴露资金极度短缺的问题，他们的注册资金是会计师操作出来的，而银行又盯着上头的政策，不敢轻易贷款。于是，我们的工程款没了着落，业主方拿资料审核说事，一天一天地拖着不肯验收。

 

　　 　　我带着工人将业主的车子堵在工地不放行，派出所的民警一趟又一趟过来协调，反反复复八趟之后，连派出所都不太愿意来了。最终我们去骗业主里那个稍微老实的负责人，说暂时只要签字验收就行了，今年不会催要拖欠的工程款，他们刚好不堪其扰，不得不把字签了。 　　 　　这个社会，老实人都是要吃亏的。签字的第二天，我们的人挤满整个业主项目部的办公室，拍着桌子催要工程款，把那个女文员吓得躲在角落里哭。我拿着一大把小锁，将他们办公室里的抽屉和资料柜都挂了锁，但挂到那个女文员那边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抽屉里摆着一只玻璃罐子，里面摆着五颜六色的许愿星，而她的桌角还有许多未完成的折纸。 　　 　　我忽然想起来，凌一尧也曾经为我折过这个东西。 　　 　　我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孩子被大人狠狠地扇了一耳光，陡然发现自己失态时的丑陋，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曾经那个善良的温和的喜欢恶作剧从来不忍心伤害别人的吕钦扬哪里去了？这个一脸狰狞拍桌挂锁满口脏话的吕钦扬又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