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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彻底沉没，大地陷入黑暗。但大道对面的会场上却是一片灯火。豪华的轿车，络绎不绝开来，车灯明灭，喇叭歌唱，一派富贵景象。从车上下来的人，都是时髦的小姐和尊贵的先生。他们多半穿着休闲的服装，看似普通平常，但都是昂贵无比的名牌。我嘴巴里讲述着陈年往事，外边的情景也尽收眼底。灿烂的礼花在空中绽放那一瞬间，庙堂里一片辉煌。我看到了大和尚仿佛镀了一层黄金的脸，感到在这一瞬间他已经是一具涂刷了金粉的木乃伊。礼花在空中连续绽放，隆隆的炮声滚滚而来。每一簇礼花的绽放都会引起仰脸观看的人一阵惊叹。大和尚，就像礼花一样--
迷人的时刻总是转瞬即过，痛苦的时刻总是分秒难捱。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迷人的时刻无限漫长，因为它总是被经历者反复地回忆，并在回忆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使之丰富，使之膨胀，使之复杂，使之成为一个进去了就难以出来的迷宫。痛苦的时刻因为痛苦，经历者就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它，即使不慎相遇，也尽力地想法逃脱，实在逃脱不了也尽量地淡化之，简化之，遗忘之，最后使之成为一团模糊的轻烟，一口气就能吹跑。这样，我对那个夜晚的流连忘返的描述就找到了根据。我舍不得往前走。
我舍不得满天星斗、舍不得小北风的飕飗、舍不得被星光照耀着的翰林大街，更舍不得那两匹大马留在街道上空的美好气味。我的身体站在自家的大门前，但我的灵魂已经跟随着老兰、黄豹和那两匹幻影般的大马而去。如果不是母亲拉我，我会在街上一直站到天亮。经常听人说灵魂出窍的故事，我原先以为那是迷信，是瞎说，但在那盛宴过后、大马飞驰的时刻，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灵魂出窍的滋味。我感到我从自己的身体内钻出来，好像小鸡啄破蛋壳出世。我的身体柔软，轻如鸿毛，地球的引力对我几乎没有作用。我的脚尖只要一点地，身体就会像皮球一样弹起来。在这个新我的眼睛里，北风有了它的形状，仿佛在空中流淌的水，我可以自如地将身体俯卧在风上，由它托着游走，收发自如，随心所欲。有几次我的身体眼见着就要与大树相撞，但我的意念一到，风就高高地把我托举起来。有好几次我眼见着无法避开迎面撞来的墙壁，但意念一到，我的身体就缩成一张接近于透明的薄纸，从墙壁的用肉眼几乎难以发现的缝隙中穿了过去
母亲强行把我拖进了家门，在大铁门被关闭时发出的铿锵声里，我的灵魂才不情愿地回归原位。我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当我的灵魂归来时，我感到头脑里一阵冰凉，那感觉类似于一个在外边冰冻了许久的孩子钻进了热被窝，这也是灵魂存在的证明。
父亲把已经睡熟的娇娇送到炕上，然后把那个红包交给了母亲。母亲打开红包，显出一沓百元大票。数一遍，十张。母亲显出惶惶不安的样子，看了父亲一眼，然后往手指上啐了一口唾沫，又将钱点了一遍。还是十张，一千元。
“这见面礼，也太重了点，”母亲看着父亲说，“这叫我们如何担当得起？”
“小通那里还有呢。”父亲说。
“拿过来。”母亲仿佛气呼呼地说。
我不情愿地将红包交给母亲。她照老样子先粗点了一遍，然后又啐唾沫濡湿了手指仔细地点了一遍。也是百元的大票十张，一千元。
在那个年代里，两千元可是一笔巨款。所以母亲只要一想起借给沈刚眼见着血本无归的两千元就悲愤难平。那时买一头能拉独犁的犍牛也不过七八百元，而一千元，足可以买一匹拉大车的骡子。也就是说，老兰给我们兄妹的见面礼足值两头大骡子。在“土地改革”的时代里，家里如果养着两匹大骡子，绝对会被划成地主成分，而一旦成为了地主，苦难就对你敞开了大门。
“这可怎么是好？”母亲紧蹙着眉头，像个七老八十的老太婆一样低声地念叨着。她的两只胳膊僵硬地往前伸着，脊梁也有些弯曲，手里捏着的仿佛不是两沓钱，而是两块沉重的砖头。
“要不，”父亲说，“退回去吧。”
“怎么退？”母亲用烦恼的口吻说，“你去退？”
“让小通去，”父亲说，“小孩子没脸没皮，他不会怪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