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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炮（下）
后来的事实不幸被老兰言中，春节期间竟一反常态地刮起了暖洋洋的东南风，柳树条子都发了绿。镇上的冷库爆满，根本就没有沈刚的位置。他将一箱箱的香肠搬到大街上，拿着一个电喇叭，哭咧咧地喊叫着：父老乡亲，兄弟爷们，帮帮忙吧，扛箱香肠回去吃吧，想给钱就给我几个，不想给就算我孝敬你们了。但谁也不去扛那些已经变成了愁肠和臭肠的香肠。只有野狗不嫌臭，咬开箱子，叼着一串串的肠子，满村乱跑，把村子的每个角落都变成了它们的聚餐场所，弄得我们这个本来就臭烘烘的屠宰村又添加了一股子奇怪的臭气。那个年，野狗过的，很是欢喜。从香肠发臭那天起，母亲就拉着我去讨债，但至今也没有要回来
可能是父亲再次出走这件事比跟沈刚要钱还要重要，所以母亲仅仅是恨恨地瞪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看到沈刚的自行车后货架上，驮着一个长方形的白铁箱子。箱子油腻腻的，散发着令我馋涎欲滴的气味。我一下子就嗅出了箱子里的内容：红烧猪头肉，还有煮熟的下货。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火红的猪头肉和火红的猪蹄爪的艳丽色彩，还有煮熟的猪大肠和猪小肠的曲折形象，不由地咽了一口唾液。尽管在这个早晨我家发生了这样的大事，但不仅没有打消、甚至还强化了我对肉的渴望。天大地大，不如老兰的嘴巴大；爹亲娘亲，不如肉亲！肉啊肉，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世界上最让我魂绕梦牵的东西，本来我今天可以放开肚皮吃你一次，但父亲的二次出走，把这件美事粉碎了，起码是延缓了，但愿仅仅是延缓了。
猪头，就在母亲的右手里拎着；我有可能吃它，如果父亲能够回来。如果父亲铁了心不回来，母亲是一怒之下把它煮了给我吃呢还是一怒之下把它卖了让我空欢喜一场呢？大和尚，我的确是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刚才还在为了父亲的再次出走而想三想四，但一嗅到肉的气味就满脑子是肉了。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是注定了不会有出息的，如果我生在革命年代，而又不幸地在敌人的阵营里当了官，只要革命的人们请我吃一盆肉，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率领部队投降。反过来，敌人那边只要给我两碗肉吃，我又可能带着队伍投降回去。这是我当时的卑俗想法，后来，我家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我可以放开肚皮吃肉时，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许多比肉更宝贵的东西。
又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超过我们后，回头喊叫：
“嗨，老杨，跑什么呢？是去卖猪头吗？”
这个人我也认识。他也是一个做烧肉的。他的车子上也驮着一个散发着肉香的铁皮箱子。他是村长老兰的妻弟，乳名叫苏州，学名叫什么我忘记了。也许是因为他的乳名太响亮我故意地忘记了他的学名。苏州，苏州，起这样的名字，不知道他的爹娘是怎样想的。他是我们村子里很少几个不以屠杀动物为职业的人，有人说他信奉佛教，不杀生，但他把畜生的下货红烧了卖给别人吃。他的嘴唇和腮帮子整天油光光的，从头顶荤到脚后跟，看样子也不像一个佛教徒。我知道，他在制作肉食时也往里添加色素和甲醛，所以他制作出来的肉食也像沈刚制作出的肉食一样呈现着鲜艳的色彩散发着怪异的香气。据说这些东西对健康有害，但我宁愿吃这些有害的东西，我也不愿意吃无害的萝卜白菜。这人在我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好人。他是老兰的妻弟，姐夫小舅子，本应该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但他竟然与老兰不睦。老兰是我们村子里的土皇上，人们都着脸巴结还巴结不上呢，所以大家认为他是个怪物。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善恶到头总有报”，见到大人对大人说，见到小孩对小孩说，没人的时候就自言自语。他一边往前骑着车，一边歪回头喊叫着：
“老杨，如果是卖猪头，就不要往集上跑了，送到我家去就行了，集上什么价我给你什么价。‘善恶到头总有报’啊！”
母亲不理他，拖拉着我继续奔跑。我们看到，因为顶风的关系，苏州蹬车前进时身体的动作幅度很大，每一脚踩下去，似乎都有千百斤重。风吹拂着路边杨树上的枯枝，发出索索的声响。可能是因为刮风的关系，天空晦暗，太阳升起来足有两树高了，还是红红的、薄薄的，几乎射不出光线。被风吹拂得发白的路面上，时时可见干燥成饼状的牛屎。我们村子的农业已经彻底完蛋，大片的土地荒芜，村子里没有人家养牛，那么这些牛屎，就是那些鬼鬼祟祟的西县牛贩子们赶牛进村时留下的遗迹。通过这些牛屎，我回忆起来当年跟随着父亲去给人家估牛时的光荣岁月，回忆起那些肉食的迷人的味道。我咽了一口唾沫，看看母亲汗水淋漓的脸。她脸上流下来的汗水--也许还混杂着泪水，把她刚刚换上的化纤高领毛线衣的领子都弄湿了。杨玉珍，你这个既让我痛恨又让我同情的女人啊！然后我又不可遏止地想到了野骡子姑姑的那张红彤彤的鸭蛋脸。那脸上有两道连成一片的黑眉毛，眉毛下有两只眼白很少的眼睛，眼睛下是尖俏的长鼻子，鼻子下是长长的嘴。她的脸上的神情总是让我联想到某种动物，是什么动物却弄不清楚，直到后来有人到我们村子里来推销狐狸良种，看到那些被狐狸贩子像关家兔一样关在铁笼子里的家伙脸上隐秘的神情，才猛然地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