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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候车的人少，其实并不大的候车室显得宽大空旷。父亲和他的女儿蜷缩在候车室中央那张紧靠着火炉子的木格子条椅上，在他们周围，散乱地坐着十几个候车的人。父亲低垂着头，温暖的阳光从混浊的玻璃窗户透进来，使他的头发闪烁着银灰色的光泽。父亲低着头抽烟，一缕缕青白的烟雾从他的脸下升上来，围绕着他的头颅久久不散，好像那些烟雾不是从他的嘴巴鼻子里喷出，而是从他的头脑里漏出来的。烟的气味很难闻，仿佛是在燃烧破布和废旧的皮革。父亲已经落魄到沿街捡烟屁股的卑贱地步，与那些乞丐一般无二。不，连乞丐也不如。我知道，某些乞丐其实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他们抽名烟，喝洋酒，白天穿着破衣烂衫在大街上变着花样要钱，到了夜晚，就换上西装革履去歌厅唱歌，唱完了歌还要去泡妞。我们村子里的袁七就是这样的高级乞丐，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经多见广，阅历丰富，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十几种方言，甚至还能讲几句俄罗斯语，一开口就透出不凡，连村子里的绝对权威老兰也对他敬仰三分，不敢在他的面前拿大。他的家里有一个模样端庄的老婆，有一个正在念初中而且成绩优良的儿子，据他自己说他在十几个城市里都有家眷，他过上了走到哪里哪里有家的幸福生活。袁七吃的是海参鲍鱼，喝的是茅台五粮液，抽的是玉溪大中华！这样的乞丐，给个知县也不换！我的父亲如果能当上这样的乞丐，也算我们老罗家的光荣。可惜，他穷得半死不活，竟然落魄到了在大街上捡烟屁股的地步。
候车室里暖洋洋的，弥漫着一股梦幻般的气氛。那些候车的人，多半把头低垂在胸前，活像一只只打盹儿的鸡。他们的面前都摆着大包小包，还有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只有两个男人，不成鸡样，面前也没有行李，两个磨得边缘发白的人造革黑提包，放在腿边。他们两个身体仄歪着坐在条椅上，面孔对着面孔。两人之间的条椅上铺开一张报纸，报纸上放着一堆切成了条状的、火红色间杂着惨白色的猪耳朵，尽管夹杂着三分腥气，但七分还是肉香。我知道这是死猪的肉，也就是说是先因为生病死了，然后经过处理使它们光彩照人的肉。在我们这里，无论你是猪瘟、牛丹毒还是什么口蹄疫，都有办法把它们加工处理成看上去很美的食品。贪污不是犯罪但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是我们村长老兰发表的反动言论，凭着这句话就可以枪毙了这个杂种。他们在喝酒吃肉。白酒，当地的烧酒，名牌，柳公家酒，柳公是何许人也？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个柳公家根本就不烧酒，是后人们拉大旗做虎皮，冒用了他家的名义。酒气熏人，不是正经气味，很可能是用甲醇勾兑的，啊，甲醇，甲醛，全中国人民都是化学家，甲醛和甲醇就是金钱。我咽了一口唾沫，看到他们把那个翠绿的酒瓶子递来递去，儿咂儿地啁，在喝酒的间隙里，不用筷子，用手指，捏着猪耳朵条儿，往嘴里塞。其中那个瘦脸的，还故意地把头仰起来，让手中的猪耳朵条儿往嘴里落，仿佛是故意馋我。他是在故意馋我，这个坏种，这个奸人，看样子像个烟贩子，或是个偷牛贼，反正不是个好人，神气什么？不就是喝酒吃肉嘛？如果我们家想吃，会比他们吃得好。我们屠宰专业村的人，具有辨别死猪肉还是活猪肉的能力，决不会像他们这样把死猪肉吃得津津有味。当然了，实在没有活猪肉，死猪肉也可以吃一点。老兰说过，中国人民的身体有着超强的化腐朽为营养的能力。我看看母亲手里的猪头，咽了一口唾沫。
父亲似乎感觉到有人站在他的面前，但他大概想不到是谁站在了他的面前。他抬起头，脸色紫了一下，黄牙龇出，尴尬表情上了脸。倚靠在他的身边打盹儿的他的女儿我的妹妹娇娇也醒了。这个睡眼惺忪的小女孩脸蛋子红扑扑的，很是可爱。她把身体往父亲身边靠靠，从父亲的腋下偷眼看着我们。
母亲吭了一声，装咳嗽。
父亲也吭了一声，也是装咳嗽。
娇娇咳嗽着，脸涨得更红了。
我知道妹妹感冒了。
父亲用他的粗糙的大爪子，拍打着娇娇的脊梁，想以此来制止她的咳嗽。
娇娇吐出一口黏液，然后哭起来。
母亲把猪头递到我的手里，弯下腰去抱娇娇。娇娇尖厉地哭着，将身体更紧地靠在父亲的腋下，好像母亲的手上有刺，仿佛母亲是一个倒卖儿童的人贩子。经常有倒卖儿童的人贩子和倒卖女人的人贩子到我们村子里来转悠，因为我们村很有钱。那些人贩子到我们村子里来时，并不是牵着小孩或是捆着妇女，他们很狡猾。他们总是伪装成卖木梳的或是卖刮头篦子的，在村子里串来串去。那个卖刮头篦子的人贩子，很好的口才，很好的表演能力，妙语连珠，妙趣横生，为了证明他的篦子质量好，他用篦子当着我们的面锯断了一只皮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