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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紫红色的漆光闪烁的高大棺材，横在老兰家的厅堂里。那个豪华的骨灰盒连同骨灰，都被装了进去。我目睹着这个过程，感到真是多此一举。后来，当老兰跪在地上，手拍着棺材放声大哭时，我才悟到：只有手拍棺材，才能发出那样的扑扑通通的震撼人心的声音；只有这样一具雄伟的棺材，高大的老兰跪在前面才显得般配；也只有这样的一具紫红色的棺材，才能烘托出灵堂的庄严气氛。我也不知道我的猜想是否正确，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丧失了去追寻这些小事根底的兴趣。
我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前头；甜瓜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后头。在我们两个之间，放着一个烧化纸钱的瓦盆。我和甜瓜，把那些打印上铜钱图案的黄表纸，用放在棺材盖子上的豆油灯盏点燃，放在瓦盆里燃烧。纸在瓦盆里变成白灰，随着烟气盘旋上升。农历七月的天气，温度本来就高，我穿着肥大的孝服，腰里扎着一根麻绳子，面前又守着一个火盆子，只一会儿工夫，便捂出来一身汗水。我看看甜瓜，她也是一脸汗水。我们面前各守着一摞纸，我放一张，她就紧跟着放一张。她绷着小脸，神情严肃，但看不出有多少悲痛。她脸上看不出一点流过眼泪的痕迹，也许眼泪已经流光了吧。我恍惚听人说，甜瓜不是这个死去的女人亲生，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也有人说是老兰和一个外村的大闺女生的，抱回来让老婆养着。我不时地偷眼看她，把她的脸和棺材后边那个大镜框里的女人脸进行比较，一点也找不到她们俩的共同之处。我又把她的脸和老兰的脸进行比较，似乎也没有多少肖似的地方。也许，她真的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孩子？
第三十九炮（二）
母亲拿着一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走过来，给我擦擦脸，悄声嘱咐我：
“不要烧得太多，维持着不要灭了就行了。”
母亲给我擦完脸，把毛巾折叠了一下，走到甜瓜面前，也给她擦了脸。
甜瓜仰望着母亲，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按说她应该说句感谢的话，但她什么也没说。
妹妹看我们烧纸好玩，跷腿蹑脚地走过来，蹲在我的身边，拿起一张黄表纸，扔在瓦盆里。她悄悄地对我说：
“哥哥，我们可以在盆子里烤肉吃吗？”
“不可以。”我说。
那两个成了我们自己人的摄像记者，一个扛着摄像机，一个举着强光灯，从院子里进来，拍摄灵堂的情景。母亲弯着腰跑过来，拉着妹妹走，妹妹不想走，母亲双手插到她的腋下，把她半拖半拉地弄走了。
面对着摄像机镜头，我绷紧嘴巴，使自己严肃起来。我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甜瓜也把一张纸放在瓦盆里。我看到那个扛机器的记者弯下腰，让照相机的镜头几乎触到了烟火上。然后他摇镜头。镜头对准我的脸，摇，对准了甜瓜的脸。摇，对准了我的手。摇，对准了甜瓜的手。摇，对准了大棺材。抬起来，对准了镜框中死者的脸。我看到，死者，兰大婶，在镜框里，那个巨大的苍白的脸上，那两只哀伤的眼睛，尽管她的嘴角有几分笑意，但还是难以遮盖住她满脸的哀伤。当我盯着她看时，我发现她也在盯着我看。她的目光里有太多的东西，令我心中凛然。我可不敢与她对视了，慌忙把目光移开，看退到门口的记者，看低眉垂眼的甜瓜。我越看越觉得她的神情古怪，越看越觉得她不太像个人，越看越觉得她是什么妖精变得，而真正的甜瓜，早已经随着她的母亲(管她是不是亲生的呢)死去，我仿佛看到，从他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条通向西南方向的黄土大道，大道上奔驰着一辆四马拉着的彩车，车上站着兰大婶和甜瓜，她们穿着白色的衣裳，衣袖肥大，被风吹鼓起来，好似蝴蝶的翅膀。
正午时分，黄彪媳妇把我和甜瓜叫到厨房，给我们端上来一盘大肉丸子，一盆火腿冬瓜汤，一笸箩馒头。娇娇妹妹和我们一起吃。天气闷热，再加上被纸烟熏了半个上午，我有点恶心，食欲不振。但妹妹和甜瓜食欲很好。她们吃一个肉丸子，喝一口冬瓜汤，再往嘴巴里塞一块馒头。两个女孩子，谁也不看谁，就像比赛一样，摽着劲儿吃。我们吃饭的当儿，老兰进来了。他头发没理，胡子没刮，衣衫不整，神色沮丧，眼睛里布满血丝。黄彪的小媳妇，迎上去，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关切地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