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草
列车在早上六点钟抵达楠梓，这儿距高雄只剩下两站路。我提著旅行袋，下了火车，在晨光微曦中走出火车站。站在车站外面，我茫然四顾，不知到鹃姨的农场应该向哪一个方向走。看样子，鹃姨并没有到车站来接我；或者，她根本没有收到我的电报。犹豫中，我正想去问问人看，突然，有一辆台湾最常见的那种三轮板车，停到我的面前。踩著车子的是个戴斗笠的年轻人，他用很标准的国语问我：
“你是不是江小姐？”“对了！”我说。“李太太叫我来接你！”
李太太一定指的是鹃姨。我看看那板车，迟疑著是不是要坐上去，那车夫已不耐烦的望著我，指指车子说：
“上来哦！”我跨上板车，把旅行袋放在车上，自己坐在板车的铁栏杆上。车子立即向前走去。我在晓色中四面眺望，到处都是菜田，绿油油的，新翻的泥土呈灰褐色，暴露在初升旭日之下。板车沿著一条并不太窄的黄土路向南进行，极目看去，这条路好像可以通到世界的尽头。菜田里已经有著早起的农人和农妇在弯著腰工作，低覆著斗笠，赤著脚，好像除了田地外对什么都不关心，车子走过，并没有人抬起头来注视我。
太阳渐渐上升，我戴起了我的大草帽，这在台北最大的帽席店里购买的草帽和那些农人的斗笠真不可同日而语。草帽上缀著塑胶的人造假花——一束玫瑰和一枝铃兰，扎在下巴上的是粉红色的大绸结。乡间的空气是出奇的清新，只是带著浓厚的水肥味道，有些儿杀风景。我奇怪农人们为什么不用化学肥代替水肥。车子走了半小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望望车夫的背脊，一件已发黄的汗衫，上面并没有汗渍，显然我对他而言是太轻了。我想问他还有多久可以到，但他埋著头踩车，似乎只有踩车子是他唯一的任务，我也就缩口不问了。鹃姨竟然居住在如此荒僻的乡间，使我殊觉不解；一个独身女人，手边还有一点钱，为什么不在城市中定居，而偏偏到乡下来种花养草呢？如果对花草有兴趣，在城市里照样可以弄一个小花园，何苦一定要住在穷乡僻壤里呢？但是，从我有记忆力起，就觉得鹃姨不同于一般女人，自也不能用普通的眼光来衡量她了。鹃姨是妈妈唯一的妹妹，但是长得比妈妈好看，妈常说我长得有几分像鹃姨，或者也由于这原因，鹃姨对我也比对弟妹们亲热些。鹃姨只比妈妈小两岁，今年应该是四十五岁。据说她年轻时很美，但是在婚姻上却很反常。她一直没有结婚，到台湾之后，她已三十几岁，才嫁给一个比她大三十岁的老头子，许多人说她这次婚姻是看上了那老人的钱。五年前老人去世，她得到一笔遗产。葬了老人之后，她就南来买了一块地，培养花木，并且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农场。自从她离开台北，我们就很少看到她了，只有过年的时候，她会到台北去和我们团聚几天，用巨额的压岁钱把我和弟妹的口袋都塞得满满的。车子停在一个农庄前面，一大片黄土的空地，里面有几排砖造的平房，车夫煞住了车，跳下车来说：
“到了！”到了？这就是鹃姨的家。我跨下车子，好奇地四面张望。空地的一边是牛栏，有两条大牛和一条小牛正在安闲的吃著稻草。满地跑著鸡群，鸡舍就紧贴在牛栏的旁边，牛栏鸡舍的对面是正房，正是农村的那种房子，砖墙，瓦顶，简单的窗子和门。空气里弥漫著稻草味和鸡牛的腥气，我侧头看去，在我身边就堆著两个人高的稻草堆。我打量著四周，一阵狗吠突然爆发的在我身后响起，我回头一看，一只黄毛的大狗正穷凶恶极的对我冲来。我大吃一惊，慌忙跑开几步。狗吠显然惊动了屋里的人，我看到鹃姨从一扇门里跑出来，看到我，她高兴的叫著：“小堇，你到底来了！”说著她又转头去呼叱那只狗：“威利，不许叫！走开！”我向鹃姨跑去，但那只狗对我龇牙露齿，喉咙里呜呜不停，使我害怕。鹃姨叫：“阿德，把威利拴起来吧！”
那个接我来的车夫大踏步走上前来，原来他名叫阿德。他伸出一只结实而黝黑的手，一把握住了那只狗的颈项，把它连拖带拉的弄走了。我走到鹃姨身边，鹃姨立即用手揽住了我的腰，亲切的说：“爸爸妈妈都好吗？”“好。”我说。我跟著鹃姨走进一间房间。这房子外表看起来虽粗糙，里面却也洁净雅致，墙粉得很白，窗格漆成淡绿色，居然也讲究的钉了纱窗和纱门。这间显然是鹃姨的卧室，一张大床，一个简单的衣橱，还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如此而已。我放下旅行袋，脱掉草帽，鹃姨握住了我的手臂，仔细的望著我说：“让我看看，怎么，好像比过年的时候瘦了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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