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8年8月13日）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人的生活故事，穿越了中国50年的历史；这50年打上了为个人生活，为变化的政治身份而斗争的烙印，在读者面前以举例的方式展开：既有关于各种恐惧的图景，也有田园生活和骚乱。余华这部被当做流浪小说的作品所叙述的故事展示了成为历史的玩物的个体，历史表现出讽刺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斗争通向紧急状态和损失，也通向死亡和魔鬼。
（《北德电台》1998年7月16日）
这是有关过去的50年中国历史中福贵的复杂而悲惨的生活。中国变换的历史为这部感人但并不伤感的小说提供了背景，小说的主旨是超越政治的生活意志的胜利。
（德国《音乐》杂志1998年9月）
福贵单纯的世界观在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后，仍然奇迹般地保留下来。中国的战争，“大跃进”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给个人带来的后果被福贵看作无名的命运的打击，读者如果不相信类似讽刺和陌生化的更高的手法，应该佩服化解了困难，在晚年落寞的生活图景下孤独的，但并不寂寞的主人公：这就是：“活着”。
（德国《日报》1998年6月13日）
对于一个家庭不同时代确定的“命运”不幸进行了小心翼翼的、无名的倾吐过后，作家余华并没有退缩，他仍然从事着有关处于衰亡阶段的统一的人生及生活本身的传说的续写。
（《新苏黎世报》1998年6月19日）
第一章
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村舍田野。我喜欢喝农民那种带有苦味的茶水，他们的茶桶就放在田埂的树下，我毫无顾忌地拿起漆满茶垢的茶碗舀水喝，还把自己的水壶灌满，与田里干活的男人说上几句废话，在姑娘因我而起的窃窃私笑里扬长而去。我曾经和一位守着瓜田的老人聊了整整一个下午，这是我有生以来瓜吃得最多的一次，当我站起来告辞时，突然发现自己像个孕妇一样步履艰难了。然后我与一位当上了祖母的女人坐在门槛上，她编着草鞋为我唱了一支《十月怀胎》。我最喜欢的是傍晚来到时，坐在农民的屋前，看着他们将提上的井水泼在地上，压住蒸腾的尘土，夕阳的光芒在树梢上照射下来，拿一把他们递过来的扇子，尝尝他们和盐一样咸的咸菜，看看几个年轻女人，和男人们说着话。
我头戴宽边草帽，脚上穿着拖鞋，一条毛巾挂在身后的皮带上，让它像尾巴似的拍打着我的屁股。我整日张大嘴巴打着呵欠，散漫地走在田间小道上，我的拖鞋吧哒吧哒，把那些小道弄得尘土飞扬，仿佛是车轮滚滚而过时的情景。
我到处游荡，已经弄不清楚哪些村庄我曾经去过，哪些我没有去过。我走近一个村子时，常会听到孩子的喊叫：
“那个老打呵欠的人又来啦。”
于是村里人就知道那个会讲荤故事会唱酸曲的人又来了。其实所有的荤故事所有的酸曲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我知道他们全部的兴趣在什么地方，自然这也是我的兴趣。我曾经遇到一个哭泣的老人，他鼻青眼肿地坐在田埂上，满腹的悲哀使他变得十分激动，看到我走来他仰起脸哭声更为响亮。我问他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他手指挖着裤管上的泥巴，愤怒地告诉我是他那不孝的儿子，当我再问为何打他时，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了，我就立刻知道他准是对儿媳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还有一个晚上我打着手电赶夜路时，在一口池塘旁照到了两段赤裸的身体，一段压在另一段上面，我照着的时候两段身体纹丝不动，只是有一只手在大腿上轻轻搔痒，我赶紧熄灭手电离去。在农忙的一个中午，我走进一家敞开大门的房屋去找水喝，一个穿短裤的男人神色慌张地挡住了我，把我引到井旁，殷勤地替我打上来一桶水，随后又像耗子一样窜进了屋里。这样的事我屡见不鲜，差不多和我听到的歌谣一样多，当我望着到处都充满绿色的土地时，我就会进一步明白庄稼为何长得如此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