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二〇〇二年一月十七日
英文版自序
我在1993年中文版的自序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
作家的写作往往是从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转瞬即逝的记忆、一句随便的谈话、一段散落在报纸夹缝中的消息开始的，这些水珠般微小的细节有时候会勾起漫长的命运和波澜壮阔的场景。《活着》的写作也不例外，一首美国的民歌，寥寥数行的表达，成长了福贵动荡和苦难的一生，也是平静和快乐的一生。
老黑奴和福贵，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经历着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嗜好，然而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所有的不同都无法抵挡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人的共同之处。人的体验和欲望还有想象和理解，会取消所有不同的界限，会让一个人从他人的经历里感受到自己的命运，就像是在不同的镜子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形象。我想这就是文学的神奇，这样的神奇曾经让我，一位遥远的中国读者在纳撒尼尔·霍森、威廉·福克纳和托妮·莫里森的作品里读到我自己。
感谢哈金推荐了这部书，感谢我的朋友白瑞克翻译了这部作品，感谢我的代理人久安勤奋出色的工作，感谢蓝登书屋的编辑接纳了这部小说的英文版，使《活着》有幸成为这个历史悠久家族中的一员。
北京，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麦田新版自序
今年是麦田出版公司成立十五年，《活着》中文繁体字出版十四年。麦田的林秀梅打来电话，告诉我，《活着》在台湾出版十四年来，每年加印，麦田决定出版《活着》的经典纪念版，希望我为此作序。
我能写下些什么呢？往事如烟，可我记忆犹新。1989年的时候，当时还在远流出版公司主持文学和电影出版的陈雨航来到北京，与我签下了两本小说集的中文繁体字出版合同。在台湾，是陈雨航发现了我，是他把我的作品带到了台湾。那些日子我们经常通信，我已经习惯了远流出版公司的信封和陈雨航的笔迹。两年多以后我收到了陈雨航的一封信，仍然是熟悉的笔迹，却不是熟悉的远流信封了。陈雨航告诉我，他辞职离开远流了。差不多一年过去后，陈雨航和苏拾平来到北京，我才知道他们成立了麦田出版公司。
《活着》是我在麦田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后来我全部的小说都在麦田出版了。十多年的同舟共济以后，我很荣幸《活着》是麦田出版图书中的元老。1994年初版时的编辑是陈雨航，2000年改版后的编辑是林秀梅，2005年再次改版后的编辑是胡金伦，不知道这次经典版的编辑是谁？
我已经为《活着》写下过四篇序言，这是第五篇。回顾过去，我感觉自己长时期生活在现实和虚构的交界处，作家的生活可能就是如此，在现实和虚构之间来来去去，有时候现实会被虚构，有时候虚构突然成为了现实。十五年前我在《活着》里写下了一个名叫福贵的人，现在当我回想这个福贵时，时常觉得他不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我生活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位朋友。
1992年春节后，我在北京一间只有八平方米的平房里开始写作《活着》，秋天的时候在上海华东师大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修改定稿。最初的时候我是用旁观者的角度来写作福贵的一生，可是困难重重，我的写作难以为继；有一天我突然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让福贵出来讲述自己的生活，于是奇迹出现了，同样的构思，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写作时无法前进，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作后竟然没有任何阻挡，我十分顺利地写完了《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