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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

　　"你的态度不够端正。"那老师傅说。
　　"如果你不端正态度，别想离开这里。"那青年工人说。
　　不及我开口，那审问员就把我写的那份交代往地上一甩，天女散花般飞了一地，然后"霍"一下站了起来，说："回牢房去重新写！"门口一个看守喝叫着："出来！"我随着他回到囚室里。他给的那卷纸和上次一样，第一页上印着语录，用线划了个方框，下面也印着"罪犯签名"。因为我已着手把这里作为反击的缺口，我就得坚持斗到底。因此我毫不犹疑地将上次那段语录再抄了一遍，同样在自己的签名前加上"一个无辜者"。我的记性很好，所写的内容和上次基本相同。第三天我就把它交给了看守，之后，我立即又被召去受审。那审问员还是把我写的那份材料往地上一扔，还是散得个满天飞，又要我重写。
　　如是又重复了一次，那审问员对我说："你疯了吧？我们要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和疯子铐在一起。""我没有疯。假如你们认为我写的有什么不妥，你们可以指出，我愿意改正。""你为何在印好的语录下面，再写上一段语录？又为什么要在签名前写上这样一个称呼？"那审问员问。
　　"我只是要使我写的东西能真实反应事实。"我说，"我要提醒你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我们要善于改正错误。我希望你们能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改正对我案子的错误处理。至于在签名前加上这么一个称呼，我认为是很恰当的，因为我没有犯罪。假如你们一定要称我为'罪犯'，那么，我就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罪犯。""你不老实交代罪行，还要费尽心思诡辩。"那审问者说，但已经不再咆哮了。
　　"我从没犯过任何罪行，你一定要这样说，那你必须用证据核实。""当然我们要核实。但我们要给你杌会交代，唯有这样你才可得到从宽处理。""我不是已经重复多次，我没有犯罪？我不是已经写了字据，证明一旦查出我真犯了罪，你们可以枪毙我？""别耍无赖！你也不用焦急，到了一定时候，我们会枪毙你的。"那青年工人对我叫嚣着。
　　"回牢房去，重写。"那审问员说。
　　那记录员又给我一卷纸，我跟着那看守回到囚室。
　　我打开那卷纸低头一看，发现第一页是张白纸，既没有印上语录，也没罪犯签名这一栏。我又写了一份情况报告。两天后交给值班的看守。
　　在那些没有和极左分子较量过的人看来，我与他们这种持久不息的抗争，或许会认为是无用又无谓的。但事实上这些人骨予里都是欺软怕硬的。假如我任他们随心凌辱我，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我在看守所的度日，将会更不呵设想。而且，我在审问室里所说的话，一字一语都录了音。我永远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盼着有一天，会有一个公正的人来调查我的问题。那所有我说过的，可能都会协助他给我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又是几天过去了，我每天都在等着那审问员来提我去继续审问。但老不见人来提我。终于一天早晨，那个曾踢过我的军人看守走到我牢门口，把门敞开大声喝着："出来！"待我俯身去取语录本时，那女看守跟着走进来，冷不防将我狠狠一推，我没思想准备，几乎给她推倒在地。
　　"你去的地方不需要这个。"她一把将语录从我手里夺去，往床上一扔。然后把我双手反剪向背后，那男看守进来抱一副手铐锁在我手腕上。那女看守又把我推了一下，我打了个踉跄，待我刚站稳，她又是一下。
　　"快点，快点！"她喝叫着。
　　我随着那些看守走出女牢，穿过大院子，来到大门进口处。那审问员和青工，还有另一个男人，都等在二道铁门口。车道上停着一辆白色小轿车，车上的引擎还在嗡嗡作响。
　　"进去！坐中间。"那审问员说。
　　我上了车在中间坐下，因为我的手给铐在背后，我只好挺着身子坐着。当下第一个感觉就是，汽车的座位非常软，我已有好久没坐沙发了。
　　审问员和青工分别坐在我两侧。还有一个人和司机，坐在前边。车子缓缓启动后，即加快车速驶出监狱大门。
　　他们要把我带往哪呢？是否为避免再与我交锋而把我送入精神病院？我肯定他们不会把我送去枪毙。因为死刑，往往就在监狱附近方圆之内悄然执行的。而且假如他们把我杀掉，便无法从我这里弄到认罪书了。可能他们存心让我活着受折磨，我看，送我去精神病院极有可能。但在那里我很难再继续抗争了，精神病患者的号叫声会令人意气消沉的。然而，我很快就发觉，车并没有往郊外的精神病院行驶。透过轻轻飘动的小窗帘，我看到汽车正穿过市中心闹市区，向西郊方向驶去。那里行人稀少，车辆也不多。这些熟悉的街道，唤起我对旧日生活的回忆。我们驶过一个马路拐角，我的家就已经近在咫尺了。那是第一医学院，一九六六年夏天，当我第一次见识过文化革命那个批斗会的当天傍晚，就在这里遇见薇妮，从这扇大铁门里闪出来。这一切如今对我来说，已如隔世了。我不知薇妮现在怎么了？有无被送去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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