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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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地,只见前面一簇红卫兵揪住一个时髦的女人。一个红卫兵抓住她,另一个脱了她的鞋子,第三个剪破了她的裤管。这些红卫兵对她大声斥责着:"你为何穿尖头皮鞋?为何要穿小裤脚管?""我是工人,我不是资产阶级,放开我,让我走!"那姑娘挣扎着解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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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中,红卫兵把她的外裤扒下来了,那些围观的人们,刹时更来劲了,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在边上哄笑取闹。其中一红卫兵抽了那姑娘一个耳光,不准她再反抗。她就坐在脏兮兮的马路上,把脸埋在手臂上,边抽泣边低声反复申辩:"我不是资产阶级!"另一个红卫兵打开了她的拎包,查看了她的工作证。然后把工作证和裤子都扔给她,她迅速地套上裤子,也不等取回她的鞋子,就光脚穿着袜子匆匆离开了。这时只听见那边一个红卫兵揪住一个男子,并大声斥责着:"你为何在头发上搽油?"我也没心思再往下看这出闹剧,就跨入银行。在中国,所有的银行都是由国家经营的人民银行的分行机构。那里不设铁栅或小窗口,职员们坐在普通木制的账台前接待储户。我走到一位女职员前把存单递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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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出门时,我考虑过我该提多少款。那两张到期的存单,票额分别为六千元(约一千英镑)和二万元(约三千三百英镑)。与薪水的标准一样,中国的生活水平很低,在一九六六年,六千元算一笔大数目了,二万元则已代表小康了。银行,事实上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那里的职员的任务,是鼓励人民参加储蓄,如是,资金就可以流入国库。在政治运动中,那些职员有权对储户拒付大额存款,即使这些存单已到期可以支取了。有时,他们要求储户工作单位开证明说明提款的理由。我担心他们会不让我提款,因此,我准备将六千元存单兑现,把那张二万元的转期一年。不过,我这次并未遇到任何麻烦。那位出纳员什么也没说,就支付给了我全部现金,分毫不差。而在我点钞票时,她已经开始打毛线了。虽然满墙都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及大字报,但银行里的空气,和马路上红卫兵那种紧张气氛,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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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走到闹哄哄的大街上,我觉得自己胆子太小,没把那张二万元的存单提出来,同时也暗自庆幸,总算安然无恙。我往家走去,但在拐弯处,我儿乎被一群红卫兵撞倒,他们用绳子拉住一位男性老者,一边大吼大叫,并用棒头连连敲打那位可怜的老人,那人痛得发出一声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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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的资本家!工人的吸血鬼!你要找死呀!"那些红卫兵高声叫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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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遇到这样残酷的场面,我内心猛烈地抽搐着,我十分同情那位可怜的老人,这也令我想起胡先生,自他来访后已过去两个礼拜了,也不知他近况怎样。我想我得给他挂个电话。我加快脚步往家走去。路上比一小时前更乱了,红卫兵们不分青红皂白乱抓人,到处是人们反抗的尖叫声及受害者声泪俱下的恳求声。当我看到红卫兵在抓烫头发的女人,并把她们的头发剪掉时,我真感谢陈妈给我戴上这顶大草帽,以遮盖掉我的烫发。马路上有许多警察,但他们只是看看热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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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闹市区,我略松了口气。住宅区就显得安静多了。但当我拐入我家门口那条马路时,只见一大堆人聚集在我屋前。他们在看我对面一象邻居门口张贴出的一张大字报。那家主人,是上海铝合金公司的总工程师。该公司原是九年前被人民政府接管的一家瑞士商行。那里的工人,写了张大字报贴在他家门口,揭发他是瑞士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字报边上,是另一张小一圈的,由童稚笔迹写出来的大字报,这是他的两个孩子写的,他们参加了对他们父亲的批判斗争,并立誓与他划清界线。这张由两个十一岁和十岁孩子写的大字报,引起了大家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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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赵来开门时,我问他有关那张小孩子写的大字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老赵告诉我,说那家邻居的佣人告诉他,那张大字报是他爸爸要求孩子们写的,如是,可避免红卫兵在他们身上加以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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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的行动在逐日升级,第二天,他们就进入我对门那邻居家的宅第了。刚开始他的妻子拒绝开启大门,并把浇花园用的水龙管对着他们,以阻止他们侵入。结果,那些红卫兵们推倒了大门,把水管夺过来将她全身浇湿,然后把她推倒在地痛打了一顿,因为她反对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她的孩子要想保护他们的母亲,也被殴打了。他们被称为瑞士帝国主义走狗的"狗崽子",并逼迫他们帮着红卫兵一起烧毁他父亲全部的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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