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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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第一批红卫兵,并表扬了他们后,几天中,上海马路上成了红卫兵的世界。报上又宣布了,红卫兵的任务是扫四旧--旧文化、旧风俗、旧思想、旧习惯。对"旧"字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全部由红卫兵来决定。首先,他们将上海的马路改了名。沿黄浦江外滩一带最大的马路改为革命大道。另一条主要马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也改了名。苏联领事馆所在的马路,改名为反修路。而英国领事馆前的马路,则改为反帝路。我又发现,我家所在的马路,改为欧阳海路。这是为了纪念一个士兵欧阳海,他为了拉走一匹因受惊窜上铁轨的马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红卫兵还在讨论,是否要把红绿交通灯也改革一下,因为,他们想,红色应标志着革命前进.而不是停下。此时,交通灯也已停止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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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砸掉了鲜花店和,工艺品商店,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富人才有钱买这些无聊的东西。他们对其他的商店都一一进行检查,凡他们看不入眼的,或他们认为不适宜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便进行毁坏或没收。他们的要求极严格。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坐沙发,因此,所有的沙发,一下都有如洪水猛兽,不可接近。另外如席梦思床垫、丝绒绸缎、化妆品,西方流行式样构衣服,都扔在马路上,等着拉出去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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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国惯例,商店在命名时,常取吉祥之兆,如"富丽"绸布店,"美昧思"饮食店,"天禄"鞋帽店--专门经营老年人的帽子,"康福"皮鞋店及"全家福"家具店等,即使在一九五六年政府把商店合营时,都未改变店名。现在,红卫兵命令它们必须把店名改为革命化的名字。许多商店经理不知怎样来选择新的店名,但最热门的名字,就是"东方红",它是一首歌颂毛泽东的歌名,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几乎代替了中国国歌。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面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马路两边同名的商店,使人们弄不清它们究竟经营什么商品,与此同时又让人有一种极紧张的感觉,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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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的佣人们总给我带来有关红卫兵的可怕行动,我对此很好奇,我想自己冒脸出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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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张商业区银行的定期存单,适逢到期。我决定兑现一张以备家常开支,因为经验告诉我,凡一场政治运动之后,必然会带来食品供应缺少及紧张。有时为了活命,只得去黑市场购买所需的食品,但那里的价格却是惊人的。记得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困难时期,我的厨师花了五十元钱买了一块猪肉,而平时的正常价格,不道二、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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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和陈妈,都要我在出门时注意一下穿着,因我们一位邻居太太在出门看朋友时,碰上了红卫兵,他们没收了她的皮鞋,剪破了她的长裤,弄得她狼狈不堪。因此我在去银行时,穿上一件旧衬衫,并向陈妈借了条大腰身的长裤,一双胶鞋。因为八月的日头,仍然是热辣辣的,陈妈又给找来一顶阔边草帽,那是我女儿在农村巡回演出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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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上人声喧闹,处处都能见到红卫兵,也有看热闹的。在文化革命初期,"敌人"只是指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大多数老百姓,都有一种安全感。他们对待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许多人在马路上闲荡着,看看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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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一簇西一堆的红卫兵,给看热闹的人们宣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有几个红卫兵的宣传,令我很不理解。他们对群众说:文化大革命将把他们解放出来。广大人民不是在一九四九年就解放出来了?是否那次的解放还不彻底,因此还要进行第二次解放?在我看来,似乎共产党在做自我批评,但那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因此,我认为我一定听错了,也可能那是小青年的口误。事实上,不久,"重新解放无产阶级"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官方舆论公开指出:共产党党内的敌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司令部,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只是这些论点直至年底方才明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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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红卫兵干扰公共汽车的行驶,他们散发传单,向行人作宣传演讲,并对一些衣着打扮令他们看不惯的人采取"革命行动"。多数自行车把手上,都挂着红色的语录卡,没有挂的,就会被红卫兵拦截,并给予警告。在人行道上,红卫兵要群众高呼口号。红卫兵们高举着毛泽东肖像,敲锣打鼓。在街道拐角处,广播喇叽在宣传的间歇时,播放着革命歌曲。因我穿着旧衬衫和宽大的裤子,一身无产阶级装束,所以使我能置身子这场闹剧之中而安然无恙。我从容地向银行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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