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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发现的情况和听人传说的完全不同,我需要时间来加以思索。我买了一张门票进入人民公园,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那里望得见对面大楼顶上的九层楼。我看着那装着铁栅的狭窄窗户,思索着我女儿死亡的真相。我认为除我所了解的以外,还有更多其他的情况。暖和的阳光带来一阵微风,刮得地上的秋叶沙沙地发响。我虽然听到马路上来往车辆的嘈杂声和人们的喧闹声,但在我充满了悲愤的内心却感觉极端的孤独,孤独得像一个被隔离在荒岛里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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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要再走向对面马路去敲体育协会的大门进去调查呢?我反复几次问自己,但不俄作出决定。一个小女孩骑了辆三轮脚踏车从转角的马路上过来,她的妈妈在后面跟着。当她加速前进时,她妈妈就叫着,"慢慢骑!当心!"但那个小女孩踏得更快了。她乌黑的眼睛淘气地向后看着她的妈妈。她们母女在我面前经过,消失在一群灌木丛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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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离开公园走向公共汽车站时,我两眼看见到处都是曼萍,马路上的每个青年妇女和每个小女孩看上去都像是我的女儿。我心中一阵阵的刺痛,使我比在监狱里的任何时候感到更孤独更无助。公共汽车站里挤满了人,一辆车子开过了站也没有停下。我鼓足勇气坚决转向人行道,过了马路。在那体育协会旁边的狭弄口,有个青年妇女坐在一只矮凳上结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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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住在这里吗?"我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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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点了点头继续结她的毛线。有些人从这里的人行道上走过,但没有往我这方向看。我发现这些房子是靠着体育协会大楼的墙壁造的,占了那条狭弄的一半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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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找人吗?"那青年妇女抬起头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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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来的。"我说谎道,"我听说在一九六七年,一位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青年演员从这大楼里跳窗自杀。你曾听到过这件事吗?"我指着她后面的体育协会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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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抬头摇了摇:"没有。一九六七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二年,是吗?那时这所大楼在修理,四面都是修房子的脚手架。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搬到这里住的。那些工人把这条狭弄弄得乱七八糟,然后没有完工就走了。""那我弄错了。"我说着很快就离开了。她所说的是个活生生的事实,由此我可以肯定我女儿决非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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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在南京路上走错了方向,因为过了一会我发现自己走得比原来的地方离家更远了。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来,我'就上了车。经过一程颠簸不平的行驶,我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家。当我打开大门,发现两辆自行车停在花园里,并听到楼下房间里,有人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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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在走廊里看到我就说楼下的房子已分配给姓朱的一家了。她还告诉我有关朱家的一些情况,但我没有去听她,因为我在思索着南京路上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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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的死亡仍是件神秘的事,但我已有了比过去更明确的证据。她曾受到造反派的审讯,并死于他们之手是无可异议的了。假如她是被谋杀而非自杀,那不管怎样,我要找到凶手,看他是否已判刑。在中国杀人犯是要判死刑的。此后我脑子里不再看到曼萍在六月份初夏早晨的暗淡灯光下躺在人迹尚稀少的南京路上了。在梦幻中或一人独处的时候,总是看到她惨白的面容和失去生气的外貌。我也听到她的哭泣和怒吼。我向上帝宣誓,我一定要为曼萍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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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朱家搬来了。我正在考虑是否要下楼去招呼他们,说些客气话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可是朱太太先上来看我了,她的年龄和我相仿。染过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只假玳瑁梳子夹着,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我给她让座,阿姨送上来一杯茶和一只装香烟灰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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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艳和你女儿是同学,她们是好朋友。"她很热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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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女儿是否和你一起住在上海?""艳是我的大女儿。她在北京解放军文工团工作。因为我丈夫是资产阶级分子,当红卫兵来抄家时,我们便被扫地出门,住在汽车间里。你能想象我们一家七日仅住一个汽车间?我们需要走两百公尺才能取水和上厕所。红卫兵要我扫马路,我的丈夫也不知被殴打批斗过多少次。我们只是个没有声望的小资产阶级,我们的钱并不多。只是我丈夫在解放初期曾开设过一个制造雪花膏的工场。"她说话时显得很紧张,不停地吸着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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