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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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文化革命中，造反派花了不少公家的钱四处外出"调查"阶级敌人的罪行，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游山玩水，寻亲探友，不少人故意拖延着出差期限，以便游遍各处的风景区。因为上海，是中国人最向往的购物城市，所以造反派都希望到上海来转转。那两个北京人来上海时，肯定路过南京的，我想他们是不会愿意先去南京核实一下中山堂前究竟有无国民党旗子，因为假如他们事先就发现那边根本就没有那国民党旗子，便只能动身返回北京，而失却了来上海的机会了。因此每次他们至多对我审讯两个小时，如是，其余时间他们就可自由活动了。因为他们的旅差费及住宿费，都由他们单位的革委会来支付，听任他们可以在上海优哉游哉地享用。而这些外出旅游的机会，往往分配给比较积极的造反派，以鼓励他们对极左领导的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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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人呆在牢房里，反复地回忆着这个意外的小插曲。开始我是有点生气的，怎么我的亲弟弟也会屈从于他们的压力之下？但我一想到自五十年代初来，他所遭到的种种厄运及文化革命中受到的残酷迫害，罚也就心平气和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他的不幸的同情和怜悯。我只好想象这是由于那些造反派头脑发热了，为了要深挖出大量国民党的追随者而编造这么一段，并强迫我弟弟承认交代。他们在事先已搅乱和摧残了我弟弟的分析能力。因为一般地讲，我弟弟为人既非愚笨也不属于奸诈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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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弟弟[3]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受共产党邀请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留学英美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当时他们都在做研究工作。回来后，他以经济学专家的身份在外贸部工作。他的工作是分析编写世界各地的经济概况，享有较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然而不久就发现，虽然他的工作很受外贸部技术部门的专家及他们在海外的分支机构重视，但不能令当局满意。所以他所在单位的共产党书记开始对他从生活和工作上加以控制。因为他所写的报告不能配合当时的宣传路线，即预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这些年来的境遇，令我弟弟一直郁郁不欢。在学术上，他置身于他所了解的事实真相和当局为了配合政策实施要他讲的违心之言的夹缝之中，左右为难。他变得沉默寡言了，难得脸露笑容。看来，他工作上再努力尽心，也是徒然。除非他与讲大话之辈同流合污。他的党委书记总是对他施加压力，他们之间关系日益恶化。一次那个书记就当面训斥他："我再不能允许这些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唱颂词的报告，从我们这个机构发送出去。你如果再这样写，就是反共。"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了，那党委书记认为是除去我那不听话的弟弟的机会。他们收集了许多有关他曾在英国做过研究工作时的材料，对他开了持续有几个钟头的斗争会，将他关在办公室里隔离了有好几个月，不准他回家。并由一个积极分子组成的战斗队对他进行日夜盘问，不让他睡觉，这就是所谓"疲劳轰炸"。他们最后终究没法把似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提供他曾经批评过共产党。但这次阴森可怖的经历令他患上了胃溃疡，同时抹去了他脸上仅存的那么一丝难得的微笑。他的头发开始花白了，眼睛也老花了。其实那时，他仅三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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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白自己在本单位已呆不下去了，便要求调换工作。那个党委书记正在为没能把他打成右派而恼火。他表示，因为我弟弟太傲慢了，因此需要和农民共同生活一个时期来提高他的社会主义觉悟，于是他被送往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去养鸡。那里生活很落后，他每月只准回家一次，但他也觉得不错，因为这样可以远离那些官僚主义的领导了。他就很认真地养起鸡来，而且做得很好。因此他养的鸡比人家的肥，而且蛋也下得特别多。而每次他休假回农村时，总带回一大堆参考书及几箱进行试验的设备，来改进他的饲养工作。许多农民都涌到他住所来取经，向他请教。这样一来，农村的领导又生气了，他们要求外贸部把我弟弟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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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巧这时，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失败后的困难时期。一般地说，在困难时期，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给予一些照顾的。外贸部问我弟弟，他希望做何种工作，我弟弟要求当个英语教师。后来他就被分配到外贸学院英语系当教授。他在新的单位勤勤恳恳，做得很好。文化革命开始时，他已成了公认的英语教学的权威，并负责青年教师的培训。而且也著书立说，反正工作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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