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心理师
很久很久，都没有人接，但电话是通畅的。在我的耐心几乎用完的时候，一个女子的声音传了过来：这才几点啊，就打电话来，还要不要人活了？
我看看表，晚上六点。我说，你是谁呀？
对方伶牙俐齿地说，你给我打电话，你凭什么问我是谁啊？我要问你是谁啊？
话说到这个分上，我基本上明白乌海是接到了一个打错了的电话。我体乏手抖，不想和她啰嗦下去了，刚要挂断电话，她好像突然睡醒了，说，哦，我知道你的是谁的电话了。他怎么啦？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了？我那天晚上等了他一夜呢！
这番话，说得我一头雾水。这是一个什么女人，为什么和乌海这样熟络？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想到这里，我想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稳住这个女人。我对她说，我是乌副市长的好朋友，是他绝对信得过的人。受乌副市长之托，我有要事需尽快告诉你，请你约定一个时间地点见面。
我知道乌海之死的消息还没有通报公众，因为要排除有人暗害的可能性，公安部门还在调查中，一般人并不知实情。
那边的女子很痛快地定了一个小时之后在茶楼见面。
我怎么才能认出你来？我问。
他没告诉你吗？女子有些纳闷地说。
我心如刀割，说，没有告诉。你知道他很忙。
女子说，我穿一双红袜子。
我回到病房，对护士说，我要到街上去一下。
护士为难地说，这可不行。
我说，我一定要去。因为这事我父母还不知道，我要想想怎么亲口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是从别人嘴里知道了这事，也许会出人命的。我的情况已经恢复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如果你们不让我出去，我就再也不回到这里来。而且，我还是会走。
两个护士只好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小心，我一一答应下来。紧赶慢赶到了茶楼，我先定了一个靠窗的小茶室，狭小到只能坐下两个人。然后到大门口去等。
一个穿红袜子的女人。她到底是谁？她和乌海是什么关系？好奇像一道金边镶在了悲痛的四周，让悲痛更加醒目。
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走了进来，她们穿着白袜子肉色袜子，还有穿黑袜子和没穿袜子的，但是没有一个女人穿红袜子。我等得有些绝望，这不会是一个恶意的玩笑吧？愤怒地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一个女人夹带着悦耳的手机铃声走了进来，她的袜子上嵌着两道红边。看到我，她走了过来，伸出手说：“让你久等了。”
贺顿说：“今天就到这里吧。在我们没有讨论完之前，请你不要采取任何不可挽回的措施。”
李芝明说：“什么叫不可挽回？”
贺顿说：“就是你以后也许会后悔的举措。想要破坏不必着急，破坏永远来得及。”
乔玉华有点佝偻，病痛的折磨让她不能挺直腰杆。领导的威严和行将就木人的智慧，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令人仰视。贺顿对自己说，不要退缩。如果你退缩了，你就帮不了她。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是一百零一个洋娃娃？而不是一百零二个或是九十九个？”顿问。
“这不是问题。洋娃娃是一个又一个买来的。买的时候很随意，喜欢就买。买得多了，就数一数。数完了也记不住，有的时候多一个有的时候少一个。并不是特意凑的数。”乔玉华胸有成竹地回答。她稍稍拱起的背部，仿佛一只栖息的蝎子，静静地举着尾巴，微笑着蹲踞在路旁，等待着贺顿经过。
“这是一个问题。”贺顿寸步不让。
“你说是问题就是问题啦？我不服气。我到你这里来，不是为了生气，是为了讨个主意。你如果没有主意就算了，犯不上故意找出个话题来说三道四。”乔玉华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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