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脸
“如果真是这样，他的行为堪称丑陋。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怎么化解这难逃的一劫？”
欧阳倩想了想说：“我看，解铃还须系铃人，找到那个‘依依’，或许会有些帮助。刚才给我妈打电话时，她说刚打听来了‘铁托’的电话号码，我们这就给他拨个长途。”
1967年5月23日
今天，终于迎来了区里的公审，本校和我一起挨批斗的还有另外两个出身有重要问题的学生，还有附近各高校类似的学生，总共十八个人，被批斗的群众戏称为“十八罗汉”，公审会开到一半，其中一个被批斗的学生就往台下跳，虽然没死，但头破血流，腿也摔断了。
回来时，我的眼镜碎了，浑身是唾沫，膝盖因为跪得太久，已肿了起来。
人生所能遭受的羞辱，莫过于此了吧？
这时候，我突然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月光社”同仁会不约而同地痴求玉碎。首先，他们大概都太过唯美，沉醉于古典音乐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通病？追求唯美的人，承受挫折或者不公正待遇的能力是不是很差？或者，根本就没有试着去承受？再联想起以前学过的那点心理学，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选择跳楼做为自杀的方式，会不会是一种集体暗示行为，一种趋同性的追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有些害怕了，难道自己也产生了相同的念头？
不会的，我还很在乎生命，在乎那些爱我的人。我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所以对任何爱我的人都很珍惜，甚至可以说，我就是为他们活着。
但那样的人似乎并不多，伯父生死不明，伯母已去世了，依依、劲松，还有谁呢？
1967年6月1日
这大概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日记了。
原因之一，明天起，我就要被隔离审查。其实最近我已经被盯得很紧，即便这篇日记，我也是在厕所里写的。这个日记本，我一直放在宿舍楼五楼的那一小间卫生用具室里，那里有几个放杂物的破柜子，堆着许多永远没人清理的破烂，从旧招贴画到破损的马扎，什么都有。
原因之二，我感觉调查组似乎铁了心要查出我和“月光社”的渊源，我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有时我在想：为什么？是不是学校很久没有“大案”可抓了？似乎并非如此。找个理由批斗我？他们不需要任何理由，一句话，我就已经被公审了六次，挨的拳脚和唾沫不可计数。
唯一的解释，有人想让我成为正式的罪人，入狱，甚至枪毙。如果有确凿的证据，我就能很顺利地被从历史上抹去。
我想，我一定是个疯子，即便在这个时候，居然还想保留这份日记。如果我是个正常的人，应该在调查一开始，就将这日记烧为灰烬。
但我知道我的意识，是想记录下这段日子，记录下“月光社”的清白和挣扎，或许有朝一日得见光明，提醒后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虽然压力很大，难得的是，劲松还常来看我，和我一起在食堂吃饭，鼓励我坚强下去。不可否认，他的确是我至今仍保持坚强的动力之一。他对我如此，我没有必要向他保留任何秘密，于是我将“月光社”的事告诉了他。
另一个知道我是“月光社”仅存者的是依依，但她很久没有出现了。
我可以理解，因为她自己的出身也不佳，又在“铁托”的监视之下，任何继续接近我的行为，都无疑飞蛾扑火。我能感觉她还惦记着我，期待着重逢的那一天。为了这个期待，我会隐忍，即便长期隔离，甚至入狱，我也会像以前的革命烈士那样，“将牢底坐穿”。
今天是儿童节，从调查组回来的时候，看见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行政楼前的草坪上愉快地玩耍歌唱，无忧无虑，心里突然酸楚。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哪里会想到身遭正发生着巨变。同时又想起，当年和劲松两个人，也都是这样无忧无虑地玩耍着。
1967年6月15日
我食了言，又拿出了这个日记本。这个日记本在原地放着，显然没有被移动过。
食言不是罪，但背叛呢？
昨天，调查组突然告诉我：调查已经结束，我可以走了。
近半个月的隔离审查，每天面对的，除了调查员，就只有墙壁。如果我说此刻我还精神健全，那一定是种自我安慰。
我可以走了，但并不代表自由了。调查组的人告诉我，老老实实在宿舍呆着，等着下一步安排。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调查组的人被我逼问得烦了，终于告诉我说，有人提供了证据，我的确是“月光社”余党。怎么处理我，调查组做不了主，他们自称还算有人情味儿，放我回去，是让我收拾收拾，和家人朋友通个气，做好一去不返的准备。所以回校并不是自由，自然有革命同志监视着我。他们同时上报市里，等待处理决定，入狱是至少的，也许会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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