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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醒来，又是耀眼的阳光。我穿上白大褂，先照例到病区转了一圈。人不能预测自己的经历，我将双手插在白大褂的衣袋里走在病区的时候，就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有点奇怪。走到严永桥曾经住过的病房时，我推门望了一眼尚未住进新病人的空房，病床上的白被单铺得平平整整的，像一片雪原，床前有一把黑色的木椅，这种对比使室内像一幅木刻画。
我上了二楼，本想到女病区看看的，但突然对一个人去黑屋子感到有点畏惧，便一返身，向医生和护士的值班室方向走去。吴医生的主任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又宽敞又凉爽，他说过，他上夜班时，白天那里是空着的，我可以去那里坐坐。
推门而入，我在办公桌前的皮椅上坐下。墙上有很多病人家属送给吴医生的锦旗，这是医术高超的医生所具有的荣誉。桌上叠着几份病历，一定是吴医生昨夜上夜班时研究的病例。我没有翻看这些病历，因为我对精神疾患的新奇感已经没有了。各种各样的精神分裂、抑郁症、妄想狂等等，想到这些名词我就感到压抑。
当我将眼光从这些病历的封面上抬起来时，看见一个女人已经进了这间办公室。她进来时一定脚步很轻，以致我完全没有察觉。
“我找吴医生。”她一边说，一边大方地在办公桌对面的木椅上坐下。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女子，给人的感觉是时髦而性感。
“我叫傅小娅，大家都叫我小娅。”她眼光闪闪地对我说。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乐于与人交往并且一见面就可以掏心掏肺的人。“怎么，吴医生出去了?”
我告诉她吴医生上夜班，白天是在家里休息的。她问我贵姓，我说免贵姓余。她说，既然来了，我就给你讲讲吧，看得出来，你也是个有经验的医生了。
我没法阻止她，因为我不便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此刻，我穿着白大褂坐在主任医生的办公室里，四十多岁的年龄再加上还算沉稳的神态，是可以取得病人信任的。
“他的病情更重了!唉，简直没办法。”她脱口而出，接着抱歉似的“哦”了一声，接着说，“我是说我的丈夫，吴医生知道的。他开始时是疑神疑鬼，每天睡觉前要将所有的门窗检查七八遍。门反锁上没有，他会‘吧嗒吧嗒’地在门后检查多次；窗户的插销插上没有，他要一个窗户一个窗户地看。只看还不行，还要用手摸摸、推推，好像这样才能证明窗户锁定了。临睡前又问我，门窗都关好了吗?我说你不是都检查过了。他说不行，还得再去看看。于是又起床，到各处重复检查一遍。”
我插话说：“这是强迫症，很多人都有的，程度不同而已。”说这话时，我为我少得可怜的医学常识刚好派上用场而高兴。当然，作此判断还来自于我的一个实际经验，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就有这种倾向，具体表现是每次出门后走出不远，总会突然想到，门锁好了吗?这疑问一旦发生，自己便完全不能肯定，非要走回去看了心里才踏实。“这没有什么，”我说，“轻微的强迫症还算不上已患了精神病。当然，如果觉得有必要，到医院来作作心理治疗就可以了。”
“不，余医生，你不知道，”小娅说，“如果仅仅是反复检查门窗倒没什么，他现在是发展到连人都认不清了。我家有一个小保姆，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姑娘，有一天，他看见小保姆在擦地板，便说，‘鬼，鬼，那是一个鬼!’小保姆听到后惊慌失措地跑进房间里大哭一场，可我的丈夫听见后说是屋里有人在唱歌。现在家里完全乱套了!”
在小娅讲述这些的时候，她的低胸装的边缘露出的乳沟老是吸引着我的目光，因为她的细项链上坠着一个小十字架，就在这乳沟里摇晃。我在猜测，这坠在胸前的小小十字架与她正在讲述的事情有没有联系。
“当然，”我说，“你的丈夫已经是精神分裂了，出现了可怕的幻觉，有恐惧症的倾向。也许，他先期的强迫症里已经潜伏着恐惧的因素，这导致了他的分裂。”靠着我这段时间在精神病院里的耳濡目染，我勉强地向这位年轻的太太陈述着我的看法。坦白地说，我之所以没有拒绝这位本来是找吴医生的病人家属，实在是因为我的好奇心驱动。
接下来，我想了解一下她丈夫的病症出现多长时间了，最开始有没有什么诱发的因素等等。然而，她的讲述中却突然出现了“卓然”这个名字!是十四年前的卓然吗?我无比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