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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永桥刚住进医院时，病情怎么样?”
“呵呵!可凶了!”龙大兴回忆说，“三十多岁的大个子，足足四个医生和护士才把他按倒在病床上。他又吼又叫，可凶了。”
“他叫些什么呢?”我对此来了兴趣。
“叫什么啊?”龙大兴说，“乱叫呗，叫‘杀人了!’还叫‘我没有病!没有病!’医生说，进这里来的人都说自己没有病，不然怎么叫精神分裂呢。”
“他一直那样叫吗?”我问。
“那能叫多久?不一会儿就没声了。”龙大兴用手指在太阳穴上点了点说，“只要一通电，狂叫一声后就规矩了。通电，你知道吗?哦，你是医生当然知道，你们管这个叫电休克治疗。人就像死了一次一样，醒来后，全身像海绵一样软，脑袋里什么也记不得了。”
龙大兴的这点讲述我毫不惊奇，因为电休克治疗作为在必要时候所采取的一种治疗手段，至今仍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至于严永桥大吼大叫说他没病，这对精神病人来说更是司空见惯。但是严永桥在自己处于精神分裂状态时，怎么还能陪他的老婆来医院看病?这让我不解。并且，他的老婆汪英当时确实患了产后抑郁症，她随时都觉得自己的小孩会被人害死就是典型的抑郁症状，并以转化为被害妄想和强迫症的方式体现出来。而到了医院，在讲述病情中，吴医生才发现这名丈夫患有躁狂型精神分裂症。他攻击医生、砸坏诊疗室窗玻璃就是典型的躁狂症发作。但是，据汪英讲，诊疗室的窗玻璃又是吴医生自己砸碎的，这可信吗?我和董枫悄悄探讨过这个问题，结论是，汪英当时正处在抑郁症严重期，她后来对现场的回忆只能是当时的幻觉，因为当时她一定被骇住了，她希望那窗户不是自己的丈夫砸碎的。一切只能是这样。
“严永桥病情稳定后，能回忆起他自己进医院时的情形吗?”我问。
龙大兴说：“没听他说起过。只是他后来安静多了，常常坐在椅子上，埋着头，如果没医生叫他吃药什么的，他就会永远那样坐着一动不动。”
“这叫做白日梦，懂吗?”吉医生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我和龙大兴旁边，他指着龙大兴的额头说，“白日梦，你也常做，记得么?表面上安安静静地呆着，其实听见很多东西，看见很多东西，可精彩了。”
由于我第一次遇见吉医生就是在他和吴医生争论一个学术问题时，因此，吉医生在我面前老爱表现一些医学见解，这点表现倒也没什么。可是，他突然打断我和龙大兴的谈话，还是让我有些别扭。
我说：“是的，做白日梦是精神病患者的一个常见症状。但是，正常人不也做白日梦吗?”
吉医生说道：“这就叫真理与谬误一步之遥，正常与病态一纸之隔啊!”说完，他“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这笑声让我觉得过分了一点。也许，因为是在精神病院里的缘故吧，任何东西偏离常态一点，都会让人产生一种警觉和紧张。
今晚要去女病区。
张江早早地来了。他身着T恤衫、牛仔裤，单肩斜挎一个大背包，一双昂贵的运动鞋套在他的大脚上像两只船，给人的感觉是即将上赛场的运动员。
按我的吩咐，他还买来了一支装有五节电池的电筒，拿在手里，像一支沉甸甸的炮筒。
“那是什么?”我看见他同时将一个涨鼓鼓的塑料袋放在写字台上。
“冰淇淋。”张江回答说，同时不好意思地红了脸，“你吃一个吧。”他说着就将手伸进袋里去掏。
“算了吧，我知道这冰淇淋是给谁的。”我一眼便看穿了他的心思，这东西无疑是买给董枫的，谁都知道，女孩子们爱吃这些。
张江想狡辩，又老实巴交地找不出托词，只好涨红着脸说：“余老师，别，别瞎猜，天气这样热，大家解解暑。”
今晚是有点闷热，云层很低，要下暴雨的样子。小屋里的一台老式吊扇呜呜地旋转着，将吸顶灯的光线打碎，搅动得满屋都是旋转的阴影。
走廊上有了咚咚的脚步声，屋内的地板也有点震动。这种传感极强的老式地板，将周围的动静袒露无遗。
董枫推门而入，一身白罩衫带进一种医院的气息。可能是刚护理了病人吧，淡蓝色的口罩还未取下，这使她的两只大眼睛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张江慌张地站起身，将室内惟一的一把椅子让给她，然后挤到床沿来和我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