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杀人：以色列女特工自传
每次回到以色列，我都直奔医院。医生给我做大量的检查，而诊断往往都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水肿，其中小脑水肿导致我视力模糊，恶心以及不同程度的抽搐。他们为我治疗后，病情有所好转，但是一直不稳定。反复遭受毒打留下了后遗症。有一天医生告诉我说，上个月他们所发现的单一方向眼球震颤现在变成了多向震颤。
他们解释为两种不同症状的交叉，一个来自于神经方面的压迫，另一个则源于耳朵。
究其根源，是颞骨创伤导致经常性出血。他们用往耳中注射冷水的方法对我进行治疗。一旦血块化开，压迫就减小了。等再次出血，他们就再行注射。一句话，家常便饭了。
我从医院直接奔向汇报会的频率达到了最高点。每次晚上我们都很迟才散会，然后我搭乘班机去度几天病后假期，人疲惫不堪，恶心，厌烦。因为总是来不及吃饭，我常常在去机场的路上顺手啃上两三个面裹……到了机场，又是一瓶汽水和一个Schnizel1 三明治……该死，这下解释得通了，为什么我两天不用一顿正餐也能增重三公斤。
1998年4-5 月：以色列建国五十年大庆。
1998年10月23日：WYE RIVER 协议，“恐怖分子反对和平解决”。作为对巴勒斯坦方面出动警力弹压恐怖活动的回报，他们从西约旦地区复得13% 的土地。
1998年12月
我“装备”的几个网点并不是随随便便选的。我的目的在于把第二个数据服务机构落地，以便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技术上都已经到位了，但收获不大。我插上一脚的这几个破村子都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情报路过。不过有一个好处，我的程序奇迹般地抹掉了所有我的被捕记录，这样一来我就不会受到注意。剩下的只是那些通过传真或者信函发送给叙利亚秘密警察的文件了。年初那段时间的报告已经足够引发他们的妄想症状了。有关杀害阿布- 夏杜夫的指控，对巴勒斯坦人有限的信任度，加上他们对不可控因素的恐惧，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导致他们最终对我发布了通缉令。法利蒂得知消息后，破口大骂。他异常激动地嚷嚷：
“在哪儿呢这头固执的蠢驴？真主作证，我要拆了她的骨头！叙利亚人控告她从事反叙活动，这会我可没办法救她了。”
他的副手问他：“你呢，你相信她有可能是个反叙利亚分子吗？”
法利蒂不再提他自己的怀疑，而是很有把握地说：
“当然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她就是有点疯病罢了。”他又很有信心地补上一句：“事实上是，她‘和一切理性过不去’。”
我本来可以及时离开叙利亚的，但我当时没有去见法利蒂，所以根本不知道通缉令这回事。我当时选择回了以色列。几个月后，几个游击队员给我讲述了这一幕。
法利蒂关于我的最后一句话，“她和所有的理性过不去”，成了那几个月里最时髦的玩笑话。
当时回到基地之后，我没有料到要和头头们针锋相对地辩论一番——他们若无其事地告诉我说，我必须重访一次上回被捕的那个村子。
“这完全不可理喻！”
我的惊呼让指挥官很不高兴。
“你说什么？还不够清楚吗：你上次安装的程序不能运作了。这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指望我知道原因呢？也许是他们的硬盘满了，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破毛病。”
“所以你得去看看。尤其叫人生气的是，这地方是至今我们所发现的最好情报来源。”
“可是，你们甚至连我被捕的记录都没有能够抹掉。秘密警察会发觉我曾经在那里被捕过。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我。”
“你找了一大堆借口！他们还有别的活儿要干，不会光对你这么个疯姑娘感兴趣，何况她还有游击队的头儿罩着！”
“哦？他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吗？比如说？”
“我哪儿知道！比如说，组织下一次大选，让声音100%地协调一致。”
“干掉阿布- 夏杜夫这件事我可能做得过分了一点，”我说，有点出神：“我当时没想到叙利亚人找个人替他有这么难。”
指挥官还是他那副从容不迫的腔调：“不，这可能是你干得最漂亮的活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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