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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抬下去！”女连长命令。
许宝有点傻，痴呆呆地望着女连长。女连长怒吼一声：“混蛋!”
司马亭慌忙展开担架，把吕团长抬上去。吕团长灰色的眼睛里射出充满歉意的光芒，望着司马亭，很快便疲倦地闭上了。
他们抬着担架往后跑。子弹在头上啾啾叫，像小鸟一样。司马亭下意识地弓着腰，跑得别扭。跑了儿步，索性挺直了腰，撩开大步。该死该活鸟朝上，他想。胆子顿时大了许多，腿脚也利索了。
在包扎所里，卫生员匆匆给吕团长包扎了一下，还让他们抬着，往后方医院送。这时太阳已落到西边、地平线上边那块天像紫玫瑰花瓣的颜色，又浓又稠。一棵孤独的大桑树立在旷野上，枝条上溅满了血，树干上油沥沥的，好像吓出了一层汗。
在女连长包着红绸的手电筒的指挥下，民夫们抬着担架渐渐聚拢在稻田里。飞机飞过去了。紫色的天幕上，金色的星斗在炸弹爆炸的镁光里打着哆嗦。战斗还在继续。民夫们又饿又累，司马亭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又碰上了羊痫风搭档，更觉疲乏。他站着时感觉不到自己的腿在哪里。他身上的汗白天就流光了。在稻田里挣扎时身上流了一层粘稠的油，然后他就感到自己的内脏变得像枯萎的葫芦瓤子一样。吕团长铁汉子，咬紧了牙关不吱声。司马亭总感到担架上抬着个死尸，死人的气味不时地在他的鼻孔边缭绕。
女连长略微整顿了一下队伍，然后便下令前进。她说同志们不能歇脚，一歇就起不来了。他们跟着女连长过河。河上的冰被炸弹炸开了。许宝一脚踩空，掉进冰窟窿，司马亭也趴了。许宝像存心自杀一样解脱了担架的羁绊，钻进冰窟窿消逝了。吕团长被跌痛了，牙关咬不住，呻吟起来。女连长抬起担架前头，与司马亭搭档。迷迷糊糊地到达后方医院，卸下伤员，民夫们便歪歪斜斜地躺在了地上。女连长说：“同志们，别躺呀！”话没说完，她自己也瘫在地上了。
在后来的一个战役里，司马亭被炮弹皮子削去了右手的三根指头，但他还是忍着痛，把一个断腿的排长背了下来。
清晨我醒来时，首先嗅到了刺鼻的烟臭味，然后便看到背倚墙壁睡去的母亲，她的疲倦的嘴角上挂着一线透明的涎水。司马亭蹲在炕前的凳子上打盹，宛若一只蹲在架上的老鹰。炕前的地面上，是一片发黄的烟蒂。
后来成为我的班主任的纪琼枝从县里下来，在大栏镇发动寡妇改嫁运动。她率领着几个野马一样的女干部把全镇的寡妇集中到一起开会，宣讲寡妇改嫁的意义。在她们的积极动员和具体的安排下，村子里的寡妇们基本上都有了主。
在这场运动中，上官家的寡妇成了障碍。大姐上官来弟无人敢要，因为那些光棍汉们都知道来弟是汉奸沙月亮的妻子、是在逃反革命司马库用过的女人，也是和革命军人孙不言有过婚约的女人。这三个男人，别说活着的惹不起，死了的也惹不起。母亲的年龄也在纪琼枝划定的改嫁范围内，但母亲坚决不嫁。那个前来劝嫁的女干部罗红霞一进我家门就被母亲骂了出去。母亲说：“滚！我比你娘还大哩！”
奇怪的是当纪琼枝前来劝嫁时，母亲竞和颜悦色地问：“闺女，你要把我嫁给谁?”
母亲对待纪琼枝的态度和对待罗红霞的态度有天壤之别，时间仅仅隔了几个小时。
纪琼枝说：“大婶，太年轻的不般配，与您年纪差不多的，只有司马亭了。他虽然历史上有过污点，但后来立了功，功罪相抵。何况你们两家关系非同一般。”
母亲苦笑道：“闺女，他弟弟是我的女婿！”
纪琼枝道：“那有什么关系?你与他并没有血缘关系。”
四十五个寡妇的集体婚礼在颓败的教堂里进行。我恨，但我还是参加了这婚礼。母亲站在寡妇队伍里，浮肿的脸上似乎泛起了红晕。司马亭站在男人队里，不断地用残手搔头，不知是为了炫功还是借此来掩饰窘态。
纪琼枝代表政府赠送给这些新组合成的夫妻毛巾和肥皂。镇长发给他们结婚证书。母亲接着毛巾和证书，满脸通红，像个羞涩的小姑娘。
我心中燃烧着邪恶的火焰。我满脸滚烫，替母亲害臊。教堂的山墙上，当年悬挂过枣木耶稣的地方，如今悬挂着灰尘。当年马洛亚牧师为我洗礼的讲台上，站着一群不知羞耻的男女。他们畏畏缩缩，目光躲躲闪闪，小偷似的。母亲头发花白了，竟要跟自己女婿的哥哥结婚。不，已经结婚。结婚的真正意义是，司马亭就要公开地和母亲睡在一个被窝里了。母亲肥大的乳房就要被司马亭占有了，就像司马库、巴比特、沙月亮、孙不言占有我姐姐们的乳房一样。想到此我感到乱箭钻心，恼怒的泪水夺眶而出。一个女工作干部用一只黄瓢端着一些枯萎的月季花瓣撒向那些无所措手足的新人。花瓣如肮脏的雨，如干枯的飞禽羽毛，乱纷纷地降落在母亲灰白的、用榆树皮水涂抹得光溜溜的头发上。